宋河引领，中国圣贤文化名酒呼之已出

国字宋河，中国礼遇。

作为中国十七大老名酒之一的宋河，提出“中国礼遇”的价值主张，那么，在“礼乐”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酒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酒又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酒为礼之用 酒是礼之度

中国完善的礼乐文化的起点是周。周以分封制确立了宗法社会最基本的运营法则，这个运营法则就是礼乐。在王权时代，礼乐规范着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约束着人们的日常行为。礼乐具有强制力，这就是“法”。周朝的法器为“尊”。而尊原本为盛酒的容器。

那么，盛酒的容器——尊，是怎么在周朝演变为国家的法器，并成为后世的尊文化的?

相传周人为农神的后裔，最早以农立国，对土地有着特殊的崇拜。周字最早即为“上田下口”，后演变为“周”。中国的酒是粮食的精华，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只有当粮食充足的时候，才有可能把粮食用来酿酒。粮食的稀缺决定了酒是更为稀缺的物品。因此，人们对酒有着特殊的情感，视为上苍的恩赐。

“酒”字，从“水”从“酉”。“酉”字从“西”，“西”指西方。周朝起源于陕西，灭商后把都城定在河南。在周人看来，河南的西边陕西是他们的祖先开始播种粮谷的地方。因此，西方与“秋季”搭配，意味着“庄稼成熟”。故“西”转义指“谷物成熟”，可为酎酒，其字形像酒坛。因此，酒代表着丰收的希望，希望的实现需要上苍或者祖先的庇佑。因此，祭祀必有酒。这就是酒礼。

酒在周朝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酿酒、管酒、用酒都纳入国家管理的范畴，是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周朝专门设置了管酒的官员——大酋，制定了与礼乐制度相匹配的酒礼。大酋的权利很大。首先是掌管着酒的生产，《吕氏春秋·仲冬》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其次，大酋还是朝廷的“礼官”，分管饮酒的礼仪与秩序。《说文》：礼有大酋，掌酒官也。

同时，周朝还颁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酒诰》规定：饮酒是礼，王公诸侯不准非礼饮酒，只有祭祀时方能饮酒，并由大酋负责监督祭祀时王公诸侯饮酒频次及饮酒量。酒的容器为尊，尊字从“酋”从“寸”，有大酋掌控饮酒尺度的意思。

祭祀饮酒时王公诸侯就座，大酋先把尊里的酒倒入觥、爵之类的饮酒容器中，供可以饮酒的人饮用。因为尊的体积容量大，早先的酒又度数极低，所以每当高贵的客人出席祭祀或宴会，大酋会把一尊酒直接送上，意思是让高贵的客人多喝酒，这就叫作“尊敬”。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对方的高贵和地位，因此，人们又用“尊贵”一词来形容宴会的贵宾。

久而久之，盛酒的容器“尊”就演变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这种文化就是尊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彰显尊重、尊贵，而且也要求人们必须遵守，国家的强制力来约束人们必须遵守。

由此可见，在中国礼乐制度形成的过程中，酒发挥着巨大作用。而当礼乐制度形成，酒则成为维护礼乐制度的重要工具。饮酒，即为礼。如何饮酒，该不该饮酒，都纳入了礼的范畴。久而久之，这便成为一种风俗，深入社会各个阶层。这便是礼乐制度传承至今的一种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不断出台相关法规，严格限制公务用酒，规定公务人员上班期间严禁饮酒。这也是当代的酒礼，这一酒礼同于具有国家法器的强制力。

中国酒神精神

历朝历代，礼乐均是头等大事。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礼的基础是敬。敬天地自然、君主、父母、长兄，邻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为军事、战争，祀为祭祀，是礼乐、宗教、文化、制度等的统称。在古人看来，祀与军事战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酒作为达官贵人专享的奢侈品，在祭祀仪式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祭祀必用酒。这是国之大事。酿酒、饮酒、用酒原则都纳入国家法制，并通过国家的强制力确保酒礼得到有效实施。这是中国最早的礼——周礼的重要内容。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所分封的诸侯国崛起，周王室衰落，礼崩乐坏。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饮酒的礼仪。

孔子问礼于老子，两位先哲论道于宋河岸边。老子以宋河酒招待孔子，喝了多少酒无从考证，但是孔子大醉三天不醒却是事实。这足可表明问礼而来的孔子在饮酒方面也自觉不自觉的突破了周礼的束缚。孔子醒来后，后悔不已，战战兢兢的对弟子说出了那句警世名言：惟酒无量不及乱。

克己复礼的孔子对酒礼怀有敬畏之心，饮酒也是慎重的。在其著作当中，也多处出现与酒有关的句子。但是总的看来，孔子对饮酒并不排斥，可适量饮酒。而到了他的继承者，另一位儒学大家孟子那里，则对酒充满抵触情绪，认为饮酒应是君子不为之事。《孟子》一书，七次论酒，字里行间，孟子厌恶美酒，厌恶好酒之人，昭然若揭。

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梁惠王下》。孟子认为没有节制的饮酒叫做亡。对于亡，朱熹注为：“亡，犹失也，言废时失事也。”孟子还认为，世俗所谓不孝的行为有五类，其中一类就是“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离娄下》。孔子的惟酒无量不及乱，以及孟子对饮酒的极力排斥表明在儒家看来，过量饮酒有失于礼，可能会导致“误事”，甚至亡国。

但是道家却与此持相反的观点。面对孔子问礼，道行高深莫测的老子看着这位文质彬彬、前途不可限量的后生过量饮酒却不加阻拦，任其大醉三天三夜，不省人事。这恐怕也与其作为担任周守藏室之吏的老子在内心深处所坚守的“道”有关：道法自然，自由畅饮。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用行动来表达自己对酒的态度和思想，而不用语言。大道无形，这正是老子对道的领悟和解读。而作为老子的继承者庄子则向前更进一步，旗帜鲜明的提出了“饮酒以乐”的观点。在《庄子·杂篇·渔父第三十一·何谓“真”》中，庄子借渔父之口表达了自己的饮酒观：“忠贞以攻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同时，庄子还提出了“醉者神全”的观点。

《庄子·达生》曰：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也不知也，醉也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这是道家思想对酒的最全面的哲学阐述。醉者神全，人酒合一，这是中国酒的至高境界，诗意飞扬，令人心驰神往。

儒释道三位合一，儒家以“仁礼安邦，家国天下”，道家提倡“无为而治，遵从自然法则”，佛家提倡“万法皆空，慈爱众生”。“内用黄老，外用儒术”，这是中华文化的主轴，统惯着礼乐社会千年发展的命脉。而作为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表达，佛家提倡禁酒，儒家认为可以适度饮酒，而道家则顺应自然，醉者神全，看似“道不同不相为谋”，实则浑然一体，在不同消费场景之下，各有其表，各有其理，这便是中国礼遇语境下的东方智慧和中国酒神精神。

圣贤文化名酒带

酒桌即中国，酒是中国礼乐和文化的重要表达。

从3000年前礼乐制度确立，周天子礼待天下，将酒纳入国家管理的范畴，并设立酒官，以酒示礼;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老子、孔子宋河对话，儒道文化完成第一次碰撞和交汇，内道外儒的中华文明主轴开始构建，儒家克己复礼，节制饮酒，道家顺应自然，醉者神全，中国酒神精神逐渐形成;再到今天中华文化迎来伟大复兴，白酒成为中国重要文化名片，一方面是日益收紧的公务禁酒，一方面是国家领导人将白酒作为重要国礼，招待国际政要，国际友人。这表明与新时代遥相呼应的、饱含着现代文明的中国新酒礼，新酒风、新酒俗正在形成。

儒释道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轴，构成了东方哲学脉络和人情世故。在这条文化的主轴上，在这数千年激荡的历史大幕中，圣贤治酒，酒礼相伴的中华文化烙印也清晰可见。

仔细研究中华文化的主轴，可以发现主轴的腹地在以曲阜-鹿邑为中心的黄淮交织地带。同样。中国酒文化主轴的腹地也在这里。因为这里是中国圣贤聚集地带。道家的老子、庄子、陈抟，儒家的孔子、孟子，墨家的墨子均活跃在这一地带。这里是南北过渡地带，华北平原的南端，广阔的平原让这些先哲圣贤、文化巨匠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可以骑着牛相互往来，交流思想，互通有无。中华文化的主轴正是在牛背上形成的。

同时，广阔的平原，适合耕种的气候条件，发达的经济，加上领先的文化让这里酿酒业十分兴盛发达。儒家“惟酒无量不及乱”的理性饮酒理念与道家的“醉者神全”酒神精神交相辉映，推动了中国酒文化的发展。而在事实上，这里也正是当代中国白酒产区的重要一极——黄淮河名酒带的核心区域。

以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等为代表的川黔地区被称为长江名酒带，而以洋河、古井、宋河等为代表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则被称为黄淮名酒带。两大名酒带构成了中国白酒的东西两极。酒是物质的，更是文化的，如果从酒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相辉映看，有先哲圣贤作背书，尤其是“孔子问礼于老子”时两大先哲对饮的宋河无疑更具文化魅力。

中国白酒产业板块在事实上也存在一个圣贤文化名酒带，作为国家名酒的宋河是这一文化名酒带的标志性品牌，而国字宋河则是宋河酒的一面旗帜。伴随着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觉醒，中国酒文化的蓬勃复兴，由黄淮名酒带之国家老名酒——国字宋河引领下的圣贤文化名酒呼之已出，她们将在新的时代重新构建中国新酒礼，新酒风，新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