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23 10:48:23 来源：新华网
数据来源：商务部、海关总署
作为世界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中国和美国的经贸关系牵动着市场神经，受到全球瞩目。尤其是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升温，让两国经贸的一些热点问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美对华贸易逆差是怎么回事？中美双向投资究竟谁更受益？中方知识产权保护有没有伤及美企？中美之间，谁在真正维护多边贸易和自由贸易？
把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这些基本问题理清楚、算明白，有利于准确把握两国经贸关系的来龙去脉、促进中美双边经贸平衡健康稳定发展。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了部分专家，共同算一算
对于新主流电影“想吃又怕烫嘴”，这应该是资本方的普遍心态
2017年8月17日，游客在电影《战狼2》取景地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赵川铁厂参观
尊重市场、尊重观众的拍摄理念，为新主流电影打开新的市场空间提供了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新主流电影的概念本身就弥合了商业电影和主旋律电影的缝隙，除了探讨拍摄理念的变化之外，也不能忽视市场运作层面的因素。
那么，随着几部新主流电影在市场上的成功，如今产业上游资本对于新主流电影的态度有什么改变？
“处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近年来很多资本在电影投资方向上正悄然发生着变化。新主流商业电影佳作的接连问世，必然会吸引更多人才、资金的介入，并在更高水准上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从而推动此类电影的持续发展。”北京乐波影业有限公司创始人张鳯魁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中国电影的爆发式增长曾催生了浮躁的创作环境，也出现了一部分虚高的市场数字，很多影片在创作上缺少普世价值观的表达，制作上缺乏雕琢。
2016年开始，中国电影市场渐渐步入冷静期，资本开始重新思考投资的方向与方法。
而近一年来《战狼2》和《红海行动》的接连出现，不仅显示出了新主流电影与市场需求对接的能力，也超乎业内预期地实现了电影市场的票房扩容。
“资本是看数据的，有一部新主流电影成功的时候，它的热情是在一个层面上，有了两部三部成功的时候，它的热度就会提升到新的层面。”军事题材影视策划专家李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李洋表示：“与过去相比，如今确实有很多资本方跃跃欲试，但是也还有一些市场上的顾虑。据我观察，对于新主流电影‘想吃又怕烫嘴’，这应该是资本方的普遍心态。”
目前，在新主流电影运作上表现出成熟能力和强大信心的团队代表，是出品过《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的博纳影业集团。“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这也是博纳在布局时的意图，用新主流电影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李洋说。
李洋认为，博纳影业集团最突出的优势，在于已经在内部形成了一个生产新主流电影的团队机制——由深谙内地电影市场规律和政策方向的出品人把关，由成熟的香港导演执导（如徐克和林超贤），这是香港创作力量和内地制作力量的“优化组合”。
但是，这种团队还是稀缺资源，因此，“大量资本方在以项目跟投的方式试水，这是目前较为普遍的情况；另外，也有一些公司在筹备，这个研发过程会是认真、审慎的。”李洋说。
资本对新主流电影的态度可以总结为积极而不冒进。究其原因，新主流电影尚处在崛起初期，且对于制作水准、主流文化表达方式的要求较高，市场虽然已经打开，但是风险也更大。
李洋认为：“聪明的资本不会因为有两三部成功案例，就觉得它可以复制。从投资风险评估角度而言，纯娱乐性的商业电影更‘稳’，而真正敢去尝试做新主流电影的还是少数，因为这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远见和智慧。”
一个颇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在《战狼2》与《红海行动》的宣传中，明星参演要素较过去“商业化的主旋律电影”弱化了不少。
在宣发环节，新主流电影为何不再以明星阵容为主要噱头？
李洋认为，电影出品方需要进行演员片酬的成本控制，考量启用明星是否具有可观的回报率。具体到当代军事题材，“本身就是一个大国重器的展示，军事题材的原始受众是军迷，他们看重的是军事器械、战术等，而不是明星。”
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沈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实际上，从市场整体来看，中国观众如今也并不会单纯因为明星而支持一部作品，中国电影市场经历爆发式增长后，观众对电影产品的要求已经回归内容本体。
因此，用内容本身的强概念、强情节吸引观众，是新主流电影的重要特点。以往“商业化的主旋律电影”以明星包装来吸引观众的手段已经渐渐失效，对演员的选择主要看其是否和角色、影片整体氛围相契合。
“优质内容驱动越来越成为电影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反映到发行市场上，影片质量成为了各发行主体发行业绩的关键。”张鳯魁说。
在宣发环节，新主流电影较为极致地体现出了“拼内容质量、拼口碑”的特点。几部成功的新主流电影，都是在上映后实现口碑发酵进而撬动排片，引发层级传播后，延长了电影在院线的生命周期。
在前期的造势上，与过去的主旋律电影相较，新主流电影的确更主动和灵活，但和目前其他电影的营销手段大同小异，如新媒体造势、全国路演、品牌合作等。
随着观众喜好的变迁，这些常用手段和票房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而口碑、影片质量、内容、特效则成为了观众选择的要素。
“任何一部票房成功的影片都不能完全归功于单一的营销效果，需要各环节优势资源的紧密配合，更重要的还是在电影本体。”张鳯魁对本刊记者说。
沈东认为，这不是说新主流电影可以忽视宣传和营销，新主流电影尤其要按当下的市场规律实现与观众的互动，在宣传时，可以突出技术的特色性、内容的可观赏性和题材的创新性。
中美经贸的几笔细账。
美对华贸易逆差到底有多少？
根据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的贸易增值计算方法，美对华贸易逆差规模至少要比美方公布的数字少1/3
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的总额为3752亿美元；而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2758亿美元。美中贸易逆差究竟有多少？为何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认为：“目前的美中贸易状况是市场形成的，归根结底由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决定。如果考虑到统计方法、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等因素，美中贸易逆差实际上没那么大。”
从统计方法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某一产品的生产流程通常是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美国算法坚持将全部顺差都统计在终端产品出口国的头上，无法客观反映贸易失衡与价值分配。以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的贸易增值计算方法为据，才能真正显示一国在价值链中的获利情况。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经济战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说，以苹果手机为例，目前在中国加工组装的苹果手机，大量配件是从韩、日等地进口，“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实际上包含了美对日、韩等国的部分贸易逆差。”根据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的贸易增值计算方法，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规模至少要比美方公布的数字减少1/3。
从转口贸易看，中美两国贸易中有一部分是第三方转口的。在贸易统计中，美国把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算在中美贸易里，但这其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另一方面，美方在做贸易统计时，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从而将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双倍数额计入对华贸易逆差。
从服务贸易看，美国政府公布的贸易数据只包括货物贸易，并没有反映服务贸易，而中国正是美国服务贸易的最大顺差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了5倍。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541亿美元。“如果仅从货物贸易角度来讨论中美贸易失衡，而忽略了两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全貌，失之偏颇。”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说。
可见，美中贸易逆差既是客观存在，也有统计假象；既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也与美国政府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大有关系。美国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如果美国放宽对华出口管制，其贸易逆差可减少35%左右。美国税制政策也不利于美增加出口。
事实上，不只对中国，美国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贸易逆差，这是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体现。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在这种“提前消费”的需求环境下，美国必然依靠进口来弥补国内生产的不足，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贸易逆差。
此外，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客观上需要通过贸易赤字向全球提供美元，以平衡国际收支，减轻美通胀压力。美国可以直接用美元换取实物资源，并通过资本回流弥补“储蓄缺口”。美国位居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又拥有强势货币，能从其他经济体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来维持较低通胀率,其中就包括大量中国商品，而这些又好又实惠的外国货也提高了美国消费者实际购买力。对美国而言，这是受益，而不是吃亏。
美企在华投资利润高不高？
美资企业全球海外分支机构销售总额增长的1/3来自中国市场。近两年美企在华销售额增速继续跑赢其全球水平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在华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385家，同比增长8.7%，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10.1亿元人民币。今年一季度，美国在华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5家，同比增长43.7%。
对不少美资企业来说，中国市场已成为其业务增长源的大头。绝大多数在华美企业绩良好，中国市场是其重要增长点和利润中心。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在华美企实现销售收入约5170亿美元，利润超过360亿美元。
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10至2015年间，美资企业全球海外分支机构销售总额增长的1/3来自中国市场。同时，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增速在2016至2017年间继续跑赢其全球水平。
美国企业来华投资本应是互利共赢的，但如果细算账，美方获得的实惠更多。
还是以苹果手机为例，苹果公司通过全球生产布局，将手机的组装和制造放在中国，降低了生产成本。中国企业虽然承接了几乎全部苹果手机的制造，但从中获利有限。第三方机构调查显示，一部苹果7手机，在价值153.88美元的核心电子元器件中，中国仅1家公司参与电池供应，价值约2.5美元，而美国企业仅在提供核心元器件一项上就赚得64美元。
再以汽车为例。2017年，美国通用汽车及合资企业全年在华零售销量突破400万辆，已超过其在美国本土销量。通用汽车去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通用汽车在全球最大的市场，第三季度中国销量占集团总销量比重为42.38%，增速达12.3%，而通用北美部门的汽车销售收入同比下降20.16%。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白明说，中美开展经贸合作，既是双方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也是国际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选择。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和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者队伍，而美国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强，服务业发达，占据全球价值链上游，“双方已形成高度互补关系，这是中美进行务实合作的强大基础。”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始终认真履行承诺，是多边贸易、自由贸易的积极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认为，在利用WTO规则解决相关问题方面，中国发挥了模范作用，维护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反观美国，白宫在国际关系上不按规矩出牌，屡屡无视规则、不守承诺。这次，美国借“301调查”对华发动贸易战，“一定程度上说，是本届美国政府保护主义思想严重情绪化的反映。”
“中国制造2025”存在市场准入歧视吗？
已有多家美国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中国制造2025”不存在限制性、歧视性和排他性内容
“美对华301调查报告对‘中国制造2025’横加指责，并把制裁火力对准‘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的航空航天、汽车、化工和信息产业，其理由是中国产业政策存在市场准入歧视。这是美国政府基于错误事实做出的错误判断。”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屈贤明说。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从本质上看，“中国制造2025”与美国“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并没有什么区别。“中国政府多次公开表示，以开放心态、创造开放环境来推进‘中国制造2025’，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不存在限制性、歧视性和排他性内容。”
黄群慧举例说，目前，已有多家美国企业参与到“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中，如美国佐治亚理工与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合作开展联合研究和人才培养，GE公司与哈尔滨电气集团在燃气轮机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在组建制造业创新中心方面，国家增材制造创新联盟已有3家海外成员单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说，在很多战略性产业领域，中美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共生共荣的关系。中国从美国等国家采购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然后加工组装再出口到美国或者第三方。中国是美国汽车零部件第三大出口市场、建筑设备第二大出口市场、智能电网产品第七大出口市场、可再生能源产品第八大出口市场。对美国来说，限制或禁止部分零部件或产品出口中国，对双方的企业都会造成伤害。
美企对华投资有没有遭遇强制性技术转让？
中美企业之间进行技术转让，完全遵循公平、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是双赢之举
在日前美国公布的所谓“301调查报告”中，美方认为中国使用合资要求、股比限制和其他外商投资限制来强制或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那么，中国是否存在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在中国外资管理相关规定里，从来没有强制外资企业向中国合资企业或者向合资方转让技术的要求。“中国制造2025”以及相关政策中，也没有任何强制外国企业转让技术的规定。企业是通过自主开发获得技术还是通过商业合作获得技术，都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中国政府从未干预，也不会做出限制性的规定。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中国走的是法治化市场经济道路，市场经济最看重契约精神，中美企业之间进行技术转让，完全遵循公平、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是双赢之举。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指责中国汽车产业政策违背了WTO原则，并认为中方‘窃取’了美国企业的技术。其实美方忽视了中国汽车产业在不同阶段发展的特性，也忽视了中国市场为美国汽车产业做出的贡献，而他们对所谓‘不公平原则’的认知也是错误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说。
董扬认为，美国政府不能把两个汽车产业发展状况相异国家的产业政策以公平名义画上等号。中美国情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就汽车行业来说，外国整车企业要求独资的呼声并不高，因为中方的资源、人力等要素在合资企业的贡献度越来越大，中美合作对双方都有利。”
合资或合作经营，目的是“大家一起干、一起赚”，通过这类方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在华获利颇丰，很多美国公司据此获得了远超其本土的营收。换言之，美资企业来华淘金，不是“亏大了”，而是赚得“盆满钵满”。
中方是否操纵人民币汇率获取了贸易利益？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也没有通过汇率贬值谋得额外贸易优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有目共睹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总有一些美国机构给中方扣上“汇率操纵国”的帽子。
“自从3月份美国提出对我国加收关税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没受到影响。这一点从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可以得到印证，经济指标持续稳中向好，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中金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认为，中国不存在用人民币贬值应对贸易摩擦的可能性，用贬值应对贸易摩擦也不是最优选择。
“即使是面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也没有采取汇率贬值方式谋得额外贸易优势，反而是为了国际大局利益做出牺牲，采取手段稳定汇率。”赵庆明说，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很多国家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大幅贬值，有的国家汇率贬值50%以上甚至超过100%，中国则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支持遭受危机的国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1994年的8.7到1998年的8.27左右，一直稳定到2005年，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从数据看，尽管2014至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确实呈阶段性贬值，但此期间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不断下降。2015年和2016年，中国外汇储备分别较前一年下降5126亿美元和3199亿美元，这明显不符合“汇率操纵”的论断。
“事实上，这一阶段人民币贬值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预期等因素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主任李世刚指出，央行外汇管理的方向是为市场提供必要的美元流动性支持。“这么做，既不是为了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也不是为了刺激出口而搞竞争性贬值，更不是为了阻止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调整。中方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之间求得平衡的努力，有效避免了人民币汇率无序调整导致的负面溢出效应和主要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这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是有利的。”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近日表示，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能很好地服务个人和企业，也可以让中国及外国公司方便地进行贸易和投资，“未来外汇市场也会运行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