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钱宗武——文化延续民族的精神血脉

钱宗武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扬州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汉语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江苏、浙江、湖南等地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国际《尚书》学会会长。

“文化延续民族的精神血脉。《尚书》中的德政、刑法、民本等思想对我国新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架构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日前，《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图书正式发行。作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的《尚书》成为第一批重点编撰的经学重典。

扬州大学的钱宗武教授是《尚书》的解读者。这位被学界称为“钱尚书”的当代《尚书》学研究第一人，与“书”结缘近四十年。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典籍中，从先秦追溯到当今，乃至未来，上下求索，泛猎语言、历史、政治、哲学等，孜孜不倦，穷尽大半生心血，硬是将这门“佶屈聱牙”的边缘学术，推向了学术研究的舞台中心。

四十载“求经问道”初心不辍

《尚书》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政史之典”，记载了我国远古虞、夏、商、周的历史，内容丰富，涵盖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是一座至尊至要的思想和文化宝库。然而，近百年来，《尚书》逐渐从“人莫不习”的经学正统变为鲜有问津的边缘学问。

“《尚书》记载的先秦典故晦涩难懂，‘佶屈聱牙’一词即来自韩愈对它的评述。”钱宗武教授介绍说。1981年，他刚接触《尚书》学，当时，整个大陆系统研究《尚书》的学者只有两人，而且皆学无传人。

《尚书》中的政治哲学思想深深吸引住他，越是艰难越激发了他深入钻研的热情。秉承着“求经问道”的初心，钱宗武师从著名的《尚书》学家周秉钧先生，在基础浅、无团队、条件差的境况下，从抄书开始，走上了漫长的探索之路。

那时候硕士生的课业很重，钱宗武经常要抄书到深夜，一本《十三经注疏》整整抄了10遍。让他记忆最深的是研一寒假，抄写导师的学术论著《尚书易解》。“几十万字，一个寒假都未停歇。”

细致的积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余岁的钱宗武，用这种“笨方法”叩开了《尚书》研究的大门。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尚书无“者”之说》在学界引起高度关注。

初尝甜味的钱宗武一发不可收拾。毕业后短短几年，连续出版几本专著，涵盖《尚书》研究的文献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

穷尽大半生，只为磨一剑。如今，近四十载下来，钱宗武编撰先秦文献、上古汉语等各类研究著作20余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余项。尤其是《尚书》学方面研究成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

聚合力“修书治典”勇担使命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意识观念的转变，“四书五经”中其他学术门类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尚书》研究仍然寥寥无几。在学术界，偶尔写一两篇关于《尚书》文章的人不在少数，但是真正专研的少之又少。

“日、韩、港台很多专家的成果颇丰，而作为《尚书》故乡的中原大地却一片荒凉。”那一刻，钱宗武觉得自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

2010年，在钱宗武等专家的推动下，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齐聚一堂，国际《尚书》学研究会正式成立，钱宗武教授担任首任会长。

这在《尚书》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早在明清时期，国外已有拉丁、法、英等多个语种的《尚书》译本问世，但是尚未有一个统一组织，各国之间交流不多。研究会构建出中、日、韩、美、欧等地《尚书》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经过几年孕育发展，国内外研究规模不断扩大，学界正掀起一股《尚书》研究热潮。

“稳固的载体聚集了一流的团体，大家的研究激情空前高涨。”钱宗武介绍说，扬州大学高度重视和支持《尚书》研究，在《扬州大学学报》上特地开辟一个《尚书》专栏。学校还特意为学者们建设了一个《尚书》学研究中心，作为海内外专家的专用研究基地。

2012年，以钱宗武教授为首席专家启动的“《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获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这是怎样一个浩大工程?钱宗武介绍，项目成果预计有8000多万字，拟成书200—300部，把历代关于《尚书》的所有文献都汇集成卷。这项旷世巨著吸引了海内外80余名著名学者携手合作。“任务艰巨，平均一个月要完成180万字。”

新时代“熔古铸今”经世济用

2017年，《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图书出版发行。《尚书》《周易》《论语》等10部由各学界顶尖学者精心编撰解读的传统经典一经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反响，被称为“激活经典，熔古铸今”的国学范本。

“随着重构传统文化成为时代主题，文献整理工作不应仅是继承‘整理国故’的学术活动，更应努力建立一种呼应时代主题的研究模式。”在钱宗武教授看来，保存状态的文献“文化因子”处于休眠状态，只有加以研究利用，方能激活文献中的文化基因。

经学是致用之学。《尚书》等经学著作的语言诠释、政治诠释、历史诠释以及由此形成的诸学理论，与新时代学术体制中的政治、经济、哲学、法律等领域密切相关。

华夏文明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尚书》曾是东亚文化的最重要典籍。然而，当下的异域文化已与中华文明渐行渐远，《尚书》的文化价值正在不断消解。

“对国学的传承和研究并非照搬硬抄。”在钱宗武看来，如何连通古今、扬弃继承，怎样与时俱进、转化创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最难的一关，也是最需要的一环。

在《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过程中，钱宗武摒弃了通常文献集成以朝代为纲的汇辑模式，从《尚书》学与政治文明紧密关系出发，确立了传世文献、科举经筵、域外《尚书》等五类相对独立的《尚书》学文献范畴，厘清《尚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的总体发展脉络，注重对经士、文人、民众理念影响的过程及范畴，解码中华文明强势输出中的关键基因。

“越是古老的典籍，文化基因越为纯真。”钱宗武认为，将古代诠释与现代研究融合延伸，浩博的《尚书》学文献必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强大的文化再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