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寻爱寻不着，返乡相亲相不中

原标题：城里寻爱寻不着，返乡相亲相不中（主题）

“城里姑娘看不上我，农村姑娘也把我当备选，我的幸福在何方？”（副题）

作者：陈曦

打工男青年：城乡之间何处觅良缘？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很多人再次陷入“被催婚”高峰期。记者采访发现，受制于高额彩礼、“婚姻梯度”等多重因素，打工男青年在婚恋市场上愈发居于劣势。他们在城市择偶的机会有限，不得不回归传统婚恋圈，而返乡相亲的竞争同样渐趋激烈。专家建议，扫清其择偶路上仍存的制度障碍，同时为他们提供婚恋平台和时间。

“10天安排了8场相亲，初六那天见了3位女孩。”今年春节，28岁的山东小伙王振东忙坏了。在天津打工11年，他一直没遇到合适的女孩，父母发动亲朋在家乡牵线搭桥，却也屡屡碰壁。王振东很无奈，“很多老乡情况类似，我们的幸福到底在何方？”

记者采访发现，受制于高额彩礼、“婚姻梯度”等多重因素，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在婚恋市场上愈发居于劣势。他们在城市择偶的机会有限，不得不回归传统婚恋圈，而返乡相亲的竞争同样渐趋激烈。很多青年徘徊于城乡之间，最终陷入“无妻可娶”的尴尬境地。

进城：自由恋爱机会寥寥

“2月14日那天，我派送了9单鲜花。”作为一名外卖骑手，穿梭在浪漫的氛围中，王振东却难掩落寞，“我家境一般，只有初中学历，城里姑娘看不上我，农村姑娘也把我当备选。”

与父辈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以未婚状态进入城市，也跃入了更大的婚恋圈。在“男高女低”的梯度婚姻模式下，女青年借由务工获得了更大选择权，男青年则因此陷入更严峻的择偶困境。

王振东经历过两场失败的恋爱，女方给出的分手理由很一致，“你赚得太少，我们没有未来”。而光是谈恋爱的花销已让他囊中羞涩，每次约会，王振东都会下意识在心里掂量费用，“一杯奶茶20元，要送1小时外卖，一场电影60元，要送3小时外卖……”

在杭州一家餐厅做服务员的乔玲玲，刚拒绝了一位农村小伙的表白：“我想在杭州扎根，而不是只度过人生的上半场”。作为农民工子女，乔玲玲也深知留守的滋味，不愿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

“虽说进了城，圈子却比以前还小。”湖北小伙沈维安今年31岁，在北京做家具安装，他把自己的单身归因于工作。“初来乍到时换工作很频繁，周边的异性不固定，也没底气谈恋爱。现在这行全是男生，工作脏、苦、累，吃住都在公司，很少有闲暇时间，又根本接触不到女孩。”

沈维安跟同村的老乡交流过，他们普遍从事快递、建筑等“同性聚集”的行业，很多人都和他有一样的困惑。

返乡：相亲择偶困难重重

男青年无法在城市找到爱情，只能将目光重新转向农村，返乡择偶成为主流选择。然而，竞争者众多和高涨的彩礼堪称两大“拦路虎”。

今年大年初五，江苏徐州邳城河一相亲大会现场，百余位男士排起长队，而女士则只有5人。沈维安对这种景象并不陌生，“同龄女生基本都结婚了，还有不少人远嫁外地，男生则剩下一大堆，每次回家相亲，只有任人挑选的份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靳永爱分析称，在农村，出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加之“传宗接代”等观念的影响，适婚男青年数量众多。

由此，女性掌握了婚姻市场的主动权，男性的结婚成本也一路攀升。去年刚结婚的河南小伙张涛，不仅用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不少外债，被朋友调侃“因婚致贫”。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县城买房子花了48万元，媳妇家要了16万元彩礼，再加上定亲、办酒席，从相亲到领证期间去丈人家走动，总共花了近75万元。”

这笔巨款令王振东感到无望，同样让他心生抵触的，还有相亲这种模式本身。“两个人见几次面就定亲，然后便各奔东西，每逢节假日才能短暂相处，到结婚那天都不熟悉，更谈不上情投意合。”

对女青年来说，城市婚恋风气的影响还表现为：不婚主义者日益增多，这也加重了适婚女性的“供不应求”。浙江宁波去年发布的《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报告》显示，仅有59.85%的女性认为婚姻“非常必要”，低于男性22.5个百分点，“不想结婚”已成为农村适龄女青年未婚的重要原因。

解局：创造更好婚育条件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实现婚姻突围的前提是，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进一步淡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区隔，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享有平等权益，扫清择偶路上仍存的制度障碍。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齐嘉楠认为，在社会层面，应破除天价彩礼、喜事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倡导年轻人树立正确婚姻观，不以金钱为标准衡量人际、婚姻与家庭关系的轻与重；拓展公共活动空间，让年轻人的交往约会不再局限于各类消费场所，纠正“恋爱就是花钱”等消极想法，创建开放、积极的社会生活环境。

“要为农民工择偶提供平台和时间。”靳永爱认为，一方面，政府应该鼓励和扶持公共服务机构，为青年群体搭建信息互通的交友平台，企业之间也可以共同开展形式多样的联谊活动，拓宽他们的社交网络；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企业的用工监督，保障农民工合法的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经营生活和爱情。

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大背景下，部分年轻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再认为婚育是生命的必经之路。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社会在尊重多元化选择、给予年轻人更多空间的同时，也要加以正确引导，在职业发展、子女教育等方面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创造更好的婚育条件。

（来源：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陈曦）

“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

专家指出问题关键

根据多地统计单位官网信息，为响应《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的通知》，多地在今年下半年进行了农村青年群体的婚恋及生育调研。结果显示，农村青年的结婚率、生育率普遍较过往下降。以浙江宁波为例，当地已婚或离婚的农村青年中，育有一孩的比例为62.5%，二孩的比例为23.21%，三孩的比例为0.89%；有13.39%的受访者未生育。

“和城市里的青年已经不太愿意生育不一样，农村青年其实是愿意生孩子乃至生二孩三孩的，但是他们不敢生。”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华在数十年的乡村调研中发现，尽管仍有较为强烈的生育意愿，农村地区的青年群体往往受制于高成本的婚姻与生活模式，从而导致结婚难、少生育的状态，乃至陷入“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的境地。

杨华认为，在被广泛讨论的失衡的性别比之外，农民进城也是导致农村人口结婚率与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些农村地区被高额的结婚成本所困扰

Q：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农村婚恋、生育方面的调研的？是怎么调研的？

杨华：从2007年开始，我每年至少有3个月的时间，会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做田野调查。在村里的时候，每天至少有两个访谈对象，上午下午各谈两三个小时。谈的内容很全面，政治、经济、文化都谈，同时也会听他们说很多自身家庭的情况。

Q：刚开始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体会？

杨华：十年前，我在河南调研，就听说他们被高额的结婚成本所困扰。那时候，要在村里说一个媳妇，必须要在村里建成一套新房子，带院子的那种，大门也要上档次，否则很难成功说媒。

我记得我在开封的农村认识一户家庭，给自家的儿子做了许多媒，请职业媒人也好，亲戚说媒也好，都不成。儿子到了28岁还未婚，在当地算非常大龄的未婚男青年。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家院子的院墙还没有砌起来，房子也是老式的房子。我调研结束后，他们家建了一栋新房，很快就门庭若市了。没多久，儿子就结婚了。

Q：建房子这类成本通常都由男方家庭负担吗？

杨华：是的，在农村地区，适婚女性数量低于适婚男性数量，通常100个女性对应108到120个男性，男性的求偶竞争相当激烈，所以婚姻的成本也基本都由男性承担。

Q：不久前，某地民政局为解决农村大龄男青年的择偶难问题，“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你怎么看待这个提议？

杨华：这是治标不治本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在农村、城市都有体现，男的多、女的少，不管女青年流向哪儿，都注定会有条件相对差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

Q：在你的调研中，农村地区年轻人的结婚渠道是什么样的，是婚姻自主，以“爱情”为主要导向还是传统的媒妁之言？

杨华：现在的多数农村地区，尤其是淮河以北的农村，主要是通过相亲结婚的。我观察到，农村的年轻人，即使出去务工了，原生家庭的文化体系也要求他回家过年时接受父母的相亲安排，最终进入与本地人结合的婚姻。在北方的农村，我所见的与外乡人结合的婚姻不到10%。这是一种传统婚姻观的延续，觉得找本地人靠谱，怕外来的媳妇跑掉，婚姻不稳定。

Q：相亲这种方式，对男、女都一样吗？

杨华：女性找外地人的比例要高一些，大概在15%到20%的样子。因为女性在流出农村后，在发达地区“往上找”的成功率要大一点，毕竟在大众观念里，女性找更强势优秀的异性结婚是很正常的。男性就不一样了，通常要“下就”。那么在农村的家庭观中，就不如回老家找个本地女孩。

“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

Q：在你后续的调研中，上述的结婚成本是否发生了变化？

杨华：我前不久去驻马店调研，发现目前最常见的现象是，男方要跟女方相亲的话，首先要有一辆10多万的车，并且在县城有套房子。现在县城的房子每平方米均价怎么也要六七千元，那么房子的首付、购车款加上十几万彩礼，婚姻总成本低则五六十万，高则七八十万。

一个儿子进城要六七十万，两个儿子就要一百多万。这对当地农民家庭是很难承受的。所以有些村落传出一种说法，“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

Q：这是传统生育观被动摇的表现吗？

杨华：不能算。其实农村地区的男孩偏好还是有的，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都很高兴。但生到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成本太高，负担不起。而如果第一个生的是女儿的话，就还有可能再生一个儿子。我之前做过一个农村地区生育意愿的数据调查，90后愿意生育的孩子数量是在1.5到2之间，80后是2出头，70后则更高一点。90后的生育数量比70后、80后降低大约21.3%和14.35%。

Q：所以这和城市地区的低生育率不一样。

杨华：不太一样。城市的低生育率不仅仅因为生活成本、婚姻成本，它还是整个价值观转变的结果。大城市里的高知女性、双职工家庭，本身的生育意愿就非常得低。在事业发展面前，他们愿意生一个就不错了，更别说生三个。而农村地区并不是没有生育意愿，他们本质上生二孩、三孩的意愿是很高的，只是担心生不起，生育意愿被抑制住了。

Q：怎么理解这种“担心”？

杨华：在我的理解中，目前，农民的婚姻成本、生活成本与进城的成本基本可以画等号。十年前我在河南调研，听说成亲的条件是在村里起一座新房。而从2014年后，说亲的基础条件就变成了男方家庭到镇上、县城买一套商品房。农民都想到县城发展，都在追求城镇化的生活。

我之前对华中地区的几个县城进行调研，发现各区县城镇化率在上升，多数区县的生育率却在下降。所以也可以说是城镇化影响了农村的生育率。比如说，在秦岭淮河以北的农村，城镇化的比率非常高，我观察到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家庭都在县城买房了。相应的，生三孩的农村家庭就非常少，我几乎没有观察到几例，都担心养不起。

而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由于城镇化水平比北方低，大部分年轻人还是在农村结婚、在农村生活，婚姻成本、生活成本都比较低，生三孩的农村家庭出现得稍多些，有百分之三四十的80后、90后生育三孩。

“搞好了，县域会成为中国生育的高地”

Q：你怎么评价农民的城镇化生活？

杨华：比较关键的问题是，很多农民到县城主要是为了子女的教育。因为乡村教育在衰败，学生数量、学校数量都在减少。我调研的时候发现，生源、优秀教师群体都在往民办学校流动，而民办学校有90%都在县城。好些农村地区的学校只有一个学生，有30个到50个学生的学校是最常见的，50人以上就算人多了。而在教育学的概念里，必须有一定的学生数量，让班级成规模、有梯队，教育才有可能做好。

因此，农村地区的学校基本都没法和城里的学校比升学率。在这个基础上，农民只能往县城走，在县城买套房，让子女进城读书。

Q：这加重了农民家庭的生活负担？

杨华：这是最没有效率的生活模式。通常孩子在县城读书，由于缺乏寄宿、校车等服务，家长到县城陪读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在衡阳农村，小学生的陪读率达到80%以上。陪读的往往是母亲，父亲去东南沿海打工，爷爷奶奶则在老家种田。这样一个家庭就分裂成了三块地方。且因为除东南沿海外，中西部地区工商业还不发达，农民到县里后是很难找到工作的，陪读的母亲一般都是全职陪读。这就造成了一个青壮年劳动力的浪费，会给农民家庭带来更大的负担。

而越是家庭负担大，越养不起孩子，越把所有的精力、期待放在唯一的孩子身上。在调研中，我就发现陪读的母亲常常会和孩子产生冲突，家庭矛盾很多。我接触的有陪读经历的母亲基本都不愿意生二孩或三孩。

Q：目前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杨华：三孩政策放开后，各地其实都在探索鼓励生育的方法。比如搞托育，小孩在半岁、一岁以后，由托育机构来托管，以此解放父母的劳动力，尽量不让生育和事业冲突。很多县城现在都在构建托育机制，有的是成立公益机构，有的是在工作场所、在单位设立托育地点。但目前的效果还不明显。

我觉得更本质的方法是，首先把乡镇教育搞好，让农民的后代不必非得上县城读书，节省农民家庭的生活和婚姻成本。第二是要让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伴随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比如说，当农民流向县城购房时，可以同时在县城就业，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才是不加重农民生活负担的城镇化。

在中国，农村人口至少还有五六亿，如果可以搞好乡镇教育和提高县域的就业机会，我相信县域会成为中国生育的高地、人口增长的“蓄水池”。

（来源：新京报）

多地关注农村青年结婚难

小镇如何留住女青年？

适婚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难找对象的现象，愈发引人关注。近期以来，多地关注农村青年结婚难问题，一些地方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2021年10月，湖南湘阴县政府网站公布了县民政局就政协委员《关于重视农村大龄青年择偶难的建议》所作的答复。湘阴县民政局提到，教育和引导农村女青年进行热爱家乡、建设家乡，鼓励她们留在家乡，改变家乡的面貌，努力降低农村男女青年失调的比例。

同年9月中旬，广西玉林市陆川县委要求各镇以及县民政局等单位统计中青年未娶媳妇人数，并剖析原因，提出对策。

根据浙江省丽水市统计局发布的《丽水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报告》显示，在适龄青年找对象的难易程度方面，受访者认为比较困难和非常困难的分别占47.3%和5.5%。

农村地区适婚青年结婚难，其中一大原因是经济欠发达，大量适婚女青年流入到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贵州省统计局日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指出，贵州流动人口中，分年龄组看，青壮年段20-24岁和25-29岁的年龄组性别均低于90，说明青壮年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女性远多于男性，此结果与目前农村地区适龄、适婚女性日益减少有直接原因。

因此，小地方如何留住女青年？关键的一点还是要有相关产业，加快县域经济、乡镇经济发展。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总体要求出发，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创业发展结婚生子，解决日益严重的农村适龄男女青年性别比失衡问题，这一思路是对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怎样把这样的想法变成行动，这就要通过创业就业，以及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婚育文化等的创建，让女青年留在农村，留在家乡，能够看到希望，能够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董玉整说，要把美好的愿望和想法变成行动，就要求各地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材施策、一村一品，发展乡村经济，建设美丽乡村，幸福乡村。

也就是说，对乡镇、县域来说，发展产业，关键还是要从资源禀赋和实际出发，发展有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利于乡村女青年就业的产业。

当前，一二线城市随着土地、劳动力、房价等各种成本要素的抬升，发展传统制造业已经不再具备优势，这些地方人才、科技等要素资源集聚，因此这些地方当前的重点是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

相比之下，小城市，尤其是县域、乡镇没有人才、资金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他们是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主战场，可以大力发展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在产业上，与大城市形成良好的分工互补协作。当然，这些产业不能遍地开花，村村点火，而是要集中布局在县城和大镇的镇区、工业园区，这样一来，也有利于就近就业和就近城镇化。

（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