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护理员的劳动价值待提高

在家政市场繁荣、制度建设推进、教育培训增加的背景下，家政工的生存状况怎样?记者采访发现，他们还面临着一些烦恼，如工作和生活界限不明确，养老护理员价值被低估，非正规就业使其面临权益问题等。专家呼吁，推进家政行业制度建设，改善对流动家政工的社会服务。

日前，人社部等三部门发布18个新职业，并调整变更了19个职业信息，其中包括在“家政服务员”职业下增设“整理收纳师”工种。

3月15日，上海开放大学家政本科班开班，50名“大一新生”在三年内完成学业后将被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在家政市场繁荣、制度建设推进、教育培训增加的背景下，家政工的生存状况怎样?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住家保姆工作、生活界限模糊

“在别人家里不能那么随便，坐得有个坐姿，睡得有个睡姿。”来京从业3年的家政阿姨崔宏，讲述自己在雇主家的工作经历时说。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课题组于2019年6月至10月先后在北京、济南两地，对1591名家政工进行访谈，于近日发布调查报告。

调查数据显示，八成以上的北京家政工住在雇主家，以从事养老照料和母婴护理为主;济南的住家家政工仅占一成，绝大多数从事白班工作和小时工。

崔宏是一位住家家政工，年近50岁的她要负责照顾两位和她父母年纪一般大的老人，平时睡在雇主家中的沙发上。据她介绍，在北京务工期间每月工资能达到6000元左右。

调查认为，实际收入水平应该将工作时间考虑其中，尤其是对工作与休息时间模糊的住家家政工而言。数据显示，两地住家家政工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3小时。其中，月嫂的日均工作时间长达15~17小时，住家育儿嫂、养老护理员日均工作时间也达13~14小时，以从事养育性照料工作为主的住家家政工的工作与私人生活在时间上高度重叠。

对同样从事住家照料的张雪来说，每周休息时的活动就是去商场坐着，“去商场非常放松，经常一坐就是一整天”。由于家政工的工作场所为私人家庭，其空间上的隐蔽性也相对模糊。在北京八成以上的住家家政工中，32.5%与雇主家人同住一室，还有5.4%住在雇主家的客厅、阳台、过道等公共空间。

缺乏休息时间和私人空间，让住家家政工需要时刻注意情绪控制。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北京、济南受访的住家家政工抑郁比例分别为17.3%和8.9%，显著高于非住家家政工。

崔宏说，长期在雇主家生活，让自己学会了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表达。“我弟媳打电话说我妈结肠癌要做手术，当时我很想哭，但不能在客户面前擦泪呀。”

调查项目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萨支红表示，住家家政工工作时间长、工作和私人生活边界模糊，在工作环境中的情感压力难以得到释放。她呼吁，规范雇主和家政企业的行为，推进监管，并把情绪管理、权益意识、社会适应能力等内容纳入家政工职业培训。

养老护理员的劳动价值待提高

“养老行业有一句话——我们的工作是让老年人更有尊严地活着。”这是54岁的养老护理员唐兰对自身工作的看法。她2014年从石家庄来到北京，并考取了养老护理专业证书，现在的服务对象是海淀区某高校的一名退休教师。

老年人口日益增长，让唐兰这样的养老护理员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但他们的劳动价值却被低估。调查显示，家政工群体工资呈现出显著的内部分化，月嫂平均小时工资最高，养老护理员最低。北京、济南受访的养老护理员平均小时工资分别为14.8元/小时和14.2元/小时，仅为当地最低小时工资标准的61.7%和74.3%。

萨支红指出，养老护理员的定价低，与社会对他们的劳动价值认知相关。“养老照料尤其是失能老人照料实际上需要很多专业知识，但往往却被视为无酬的家务劳动的延伸，雇主也更愿意在下一代抚育上增加投入，从而降低了养老照料的购买力。”

崔宏在照顾生病的男性老人时，就被“折腾”了好几个月。“那时我感觉快熬不下去了，早上6点就得起床，晚上从8点照顾到凌晨3点，中间还经常起床给老人倒尿、送水，一个小时都睡不踏实。”唐兰也表示，雇主认为照顾老人只是简单的体力劳动，但又同时要求护理员在情感上把老人当作自己的父母对待，实际上要付出的精力远比想象中更多。

因此，调查认为，应该建立针对家政行业的职业技能和薪酬等级标准，建立养老服务人才培养、薪酬待遇、职业准入和晋升体系。同时，从政策上给予养老护理员支持，如根据服务年限和服务质量给予相应的社会保障，以提高照顾老年人的福祉、降低养老护理员的流失率。

提供利于流动者就业的社会服务

张雪所护理的老人曾经有段时间生病，由于担心老人独自在家不便，本来周日晚上放假的她主动选择回去照顾老人。“后来我周日晚上就一直回去，雇主习惯了，也没有给我加工资。”但她同时表示，这是小事，就不计较了，“万一关系弄僵了雇主要求换人，我就丢失这份工作了”。

随时有可能结束的雇佣关系，是家政工就业不稳定性的体现之一。调查显示，尽管北京、济南两地家政工平均从业年限为6年及以上，但其工作稳定性都较低。除月嫂、小时工这两类频繁更换雇主的家政工外，北京、济南两地在2018年换过雇主的家政工其平均次数分别为1.9次和1.6次。

稳定性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家政工市场在雇佣方式上的正规化。调查显示，在签订劳动合同的家政工中，分别有超过五成和六成的北京和济南家政工是与家政公司和雇主签订三方服务协议，还有少量家政工与雇主签订的是私人服务协议，北京和济南两地分别仅有1.6%和0.4%的家政工签订了受劳动法保护的正式劳动合同。

不过，萨支红认为，“稳定性低有时也是家政工主动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他们需要能够随时流动，方便照应自己的家人。”数据显示，以流动妇女为主的北京家政工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提供者，2018年从事家政工作收入所得平均占家庭年收入的60%，同时有72.9%的北京家政工过去一年“因为工作忙，总是难以照顾家里人”。

调查建议，推进合同签订、休息权保障等行业法规的建设，加强家政工对法律权益的认知，增加安全防护等方面的培训。同时，从制度上提供利于流动妇女就业的社会服务，补贴流动儿童托幼服务，解决流动儿童在流入地的入学问题，提高相应的社会保障水平。

刘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