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卡”行动取得实效的同时 犯罪分子贩卡手段像贩毒

涉案银行卡开卡量，从每周上千张锐减到几十张;一张银行卡卖到电信网络诈骗(下称“电诈”)团伙手中，价格上涨了近10倍;贩卡像贩毒一样费尽心思，例如把卡片藏在奶粉罐里运输出境……

2020年10月国务院联席办部署“断卡”行动以来，广东省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打击、整治、惩戒多管齐下，涉“两卡”犯罪出现明显拐点，电诈警情总数和涉诈“两卡”绝对数大幅下降，打击治理成效初显。

“任何一宗电诈犯罪，都离不开‘两卡’。”广东省公安厅新型犯罪研究中心副处长鲍良雄说，“断卡”就是打中了此类犯罪分子的“七寸”。

300元购入银行卡，转手就卖3000元

“两卡”是一种广义的说法，主要包括通信类的手机卡、物联网卡，资金类的个人银行卡、对公账户及结算卡、非银行支付机构账户等。

2020年9月，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银行网点，开卡数量较多，且存在抱团开卡的情况，引起了警方注意。

办案民警经过排查，发现了一个在黄埔区、增城区及佛山、东莞一带活动的开卡售卡团伙。

该团伙有上级卡商、下级卡商、“卡农”(开卡人)、“卡农”看守人员等具体层级，以招聘兼职为幌子，大肆拉拢一些法律意识淡薄且急需用钱的外来务工人员，让他们来广州办理银行卡，然后再低价购入、高价售出，专门提供给犯罪团伙用于洗钱等违法活动。

2020年10月22日，广州警方统一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该犯罪团伙，共抓获30名犯罪嫌疑人。

据嫌疑人供述，主犯王某以1500元一套的价格，向卡商韩某收购银行卡。韩某通过小众通联软件或百度贴吧、QQ群发布招聘信息，以及在网吧现场招聘等方式拉拢中介人员，以300至600元不等的价格，诱使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卡农”，让其开通并提供银行卡“四件套”(银行卡、U盾及密码、手机卡、身份证)。

为确保新开卡能正常使用，该团伙雇佣10多人，将“卡农”暂时看管在小旅馆、小公寓内，便于王某、韩某等人进行银行卡网银登录及支付验证等操作。

验证成功后，王某、韩某等人再将“四件套”和绑定支付宝的手机，以3000元一套的价格出售给上级卡商。根据上级卡商的要求，在这些银行卡、支付宝接收诈骗赃款期间，“卡农”需要被继续看押，直到银行卡或支付宝使用完毕。

“利用买卖账户转移诈骗资金，已成为当前电诈的重要手段。”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支付结算处处长陈卫东说，上述案件中，一张银行卡300元购入，转手就卖3000元以上，堪称暴利。

广东省公安厅新型犯罪研究中心处长朱嘉伟说，实名非实人“两卡”的存在，极大地增大了打击难度，也滋生买卖、租售“两卡”的黑灰产业链条。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两卡”违法犯罪产业化趋势日益明显。以手机卡为例，开卡团伙想方设法办理尽可能多的新卡，待价而沽。带队团伙按照收卡团伙的要求，在各类QQ群、微信群等发布收购信息，与开卡团伙交易后收取手机卡交给收卡团伙，后者再层层贩卖赚取差价。

2800多名涉案人员被禁用通信业务

2020年9月份，广东率先启动打击治理“两卡”专项工作，并被确定为全国试点。公安机关、人民银行、通信管理局等26个部门，开展联合打击、整治、惩戒。

截至今年1月6日，共铲除涉“两卡”犯罪窝点15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100人，累计排查关停高危电话号码232万余个、排查管控涉诈风险的个人银行账户530万余个，公开惩戒不良信用通信用户2873人……

“抓住了银行卡的问题，就能真正打到这些犯罪团伙的‘七寸’。”鲍良雄说。

依托厅际联席会议制度，26个部门打通壁垒，数据互通。据鲍良雄介绍，目前相关数据已经初步整合。此外，警银加强合作，由银行安排专人常驻公安机关，全面梳理排查异常开户线索，推动大数据建模。目前已从存量银行账户中发现了580万个高危潜伏账户。

“这些涉‘两卡’犯罪的高危账户，目前已经纳入监管，实施只收不付、不收不付、停止非柜面功能等举措。”陈卫东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轮打击中，广东有2400多人因出售出租出借银行账户、个人银行卡等失信行为被惩戒。5年内，这批人只能使用现金消费，不能使用移动支付功能、不能注册支付宝账户和开通微信支付。

还有2800多名涉嫌电诈犯罪人员、涉案号码实名登记人员被列为不良信用通信用户实施惩戒，其名下所有手机号码、网卡等通信业务一律先行关停。

有团伙把十几年前的老卡都翻出来用了

广东经济活跃度高、人口多、开卡基数大，一直是涉“两卡”犯罪高发地，也是深受电诈危害的地区之一。

端窝点、抓嫌犯、破案件、严惩戒……“断卡”行动开展以来，广东涉“两卡”犯罪出现明显拐点。2020年12月，广东电诈警情总数同比下降11.77%。“这一数据表明，连续4个月的打击治理已初见成效。”鲍良雄说。

2020年12月的数据还显示，广东的新增开户数量已经从全国第一降到全国第五，涉案的银行卡开卡量，已经从每周上千张降至几十张。

涉诈“两卡”绝对数大幅下降，特别是新开银行卡数量大幅缩水，直接导致贩卡难度加大。有案例表明，市场萎缩后，有团伙把十几年前的老卡都翻出来用了。

银行卡终端价格也开始大幅上涨。最新数据显示，现在一张银行卡到了洗钱的环节，价格已翻了数倍，达到上万元。“银行卡终端价格上涨，也是打击取得成效的很好证明。”陈卫东说。

“断卡”行动取得实效的同时，犯罪分子也在伺机应变。

首先是用卡洗钱流程缩短，用卡方式改变。涉案银行卡从之前“开卡—收卡—寄卡—洗钱”模式，演变成即开即用即弃、押人开卡转账等形式;从开贩新卡洗钱，逐渐向以盘活、出租出卖存量旧卡洗钱及以贸易对冲形式洗钱转变;从原来利用银行卡转账，逐渐向信用卡转账洗钱转变。

此外，为逃避打击，境内大量诈骗团伙流窜到东南亚地区作案。同时，当地一些涉毒、涉赌等犯罪团伙也有“弃毒弃赌从诈”的趋势，因此仍需要大量的银行卡洗钱，这些卡都是从境内通过多种方式贩运过去的。

“有时候一张卡要寄到边境，手段像贩毒一样隐蔽。有放在奶粉罐里的，还有夹藏走私的。”鲍良雄介绍说。

存量卡管理难度或将凸显

尽管广东打击治理“两卡”取得阶段性成效，但面临的总体形势依然严峻，迫切需要拿出实招硬招应对。

电诈犯罪形态比较复杂，涉及资金链、信息流等环节多，取证、溯源难度大。一些现有法律不能很好解决此类案件办理中遇到的难题，致使后续司法处理难度较大。期待立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加快法律法规更新，或者及时出台司法解释，公布有指导性的司法判例。

部分监管环节还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例如，公安机关的主业是打击犯罪，但受客观形势影响，现在却花很大心力去做行业乱象治理。

鲍良雄说，特别是涉案电话卡方面，还存在社会代理商渠道管理混乱、远程违规开卡等问题以及实名不实人卡、物联网卡等大量用于作案的情况。

记者了解到，以广州移动为例，2018年新增开户900万个，2019年新增开户600万个，2020年新增开户400万个。虽然在下降，但广州每年新增流动人口仅40万左右，哪来这么多新增开户?随着时间推移，新开卡或许越来越少，但存量卡管理还是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