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05 15:10:13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口述/安宁
沦陷
2012年2月9日是我最后一次喝酒。停酒7年，我从不敢忘记我是一个酒鬼。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爱酒，逢喝必醉。我记得小时候他喝酒的场面，特别热闹，特别来劲。我已经记不得我第一次喝酒是什么时候了，只知道从一开始，我就能感觉到喝酒带来的愉悦感。父亲没有把自己喝成酒鬼，但我和我哥哥先后被诊断为酒精依赖。
我这个人有个比较大的性格缺陷。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属于超生，在农村被称作“黑孩子”。我这个“黑户”恰好又长得黑，于是总被人起外号。我打小自卑，童年一直生活在这个阴影里。自卑的另一面是我特别急于表现自己。我长得不出挑，于是我就和其他女孩不同，大大咧咧地去做一些男孩子们爱做的事。我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我会努力表现得很积极。我的班主任曾跟我的父母说：这孩子特别爱发言，不管会不会都举手。
这个性格缺陷跟我酗酒可能有一定的关系。我开始频繁喝酒是在2003年。那时候，几杯酒下肚，我的自我感觉就会变得很好，在社交场合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到了2005年，我已经不再限于社交性饮酒，我会把自己关起来，在房间里一个人喝。通过执业医师考试的时候，我买酒庆祝;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我靠酒来抚慰内心。快乐的或者伤心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成为我喝酒的理由。
嗜酒是一个逐步恶化的过程。那些年，我爱酒，但酒还没有控制我的生活。然而一旦真正“上瘾”，情况会恶化得非常快。婚后为了要孩子，我曾停酒一年。转折发生在孩子满月的时候。根据习俗，我带着孩子回娘家，行李里装了一桶杨梅酒。我特别清楚地记得，我一面告诉我妈，杨梅刚泡上，过一段时间放点冰糖才好喝，一面尝了一口。从那口酒开始，我彻底沦陷了。
孩子出生的第一年，他在襁褓中嗷嗷待哺，我则想尽办法找酒喝。有时候，我一边抱着他一边喝，有时候我把他交给我妈看着，自己跑出门买一小瓶酒解馋。那桶杨梅酒很快就被我喝光了，我怕被家人发现，就找借口出门给孩子买吃的，拿一个矿泉水瓶去市场买来一斤散酒，回家后偷梁换柱。我喝得太快了，几乎每天都要往里补酒。
我曾经是一名医生。当时我家住在六楼，每天早晨出门上班时，我都会拿一小瓶白酒，或者一听易拉罐啤酒出门，然后从六楼喝到一楼。喝光以后，我还不满足，就跑到附近小区门口卖早点的地方，或是开得比较早的超市再买两瓶。靠着这些酒我才能去上班。为了不让同事闻到酒味，我戴双层口罩，嚼口香糖。如果这些还掩盖不了酒气，我就撒谎说昨天晚上喝多了。上班的时候，我还要想办法溜出去买酒。我把酒藏在柜子里，倒进茶杯里。每隔一会儿，我就要偷偷地喝两口，一整天我都在迷迷糊糊的状态里。那时，我非但不觉得酒耽误了工作，还觉得酒就像我的药一样，不喝酒我啥都干不了。
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几个月，有一天，我刚喝完一瓶啤酒，走到我家楼下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心里突然想：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我是染上酒瘾了吗?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不正常的，这个酒我肯定要戒，我不能这样下去。但是紧跟着一个声音飘在我耳边，它说：喝吧，等你想戒的时候你一定能戒。我觉得那一定是酒魔的声音。
挣扎
每个酒鬼都有这样的经历。每天晚上我都会发誓：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喝酒，我第二天一定要戒，我一定不再喝了。但是第二天，我会重复前一天的所有行为。
A.A.嗜酒者互诫协会的书上有一句话：没有任何人性的力量能解决我们的嗜酒问题。作为女儿，母亲的爱和痛苦无法阻止我喝酒。我的母亲那么爱我，为了劝我戒酒，她曾经跪在地上扇自己耳光。有一次，父母和我三个人坐飞机，在飞机上，母亲流着泪跟我说：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发生一件什么事吗?我最想飞机坠毁，这样我就能带着我最不放心的两个人——你和你爸，我们三个人都死去。
我同时也是一个母亲。现在的我想到儿子，如果为了他，有什么事情需要拿我的生命去换，我都会毫不犹豫。但在那个时候，母爱的本能也在酒精面前败下阵来。孩子还不到一岁，正是最需要妈妈的时候，但我只能抱着酒瓶子。那时候，我还异想天开地觉得，我一定要在孩子面前保持尊严，虽然他还很小，但是我不能在他面前喝酒。我会推着童车，去超市买了酒，藏在包包里，然后再把孩子推到居民小区里，找一栋少有人出入的楼。我把孩子放在一楼，迅速地跑到二楼或三楼，把那口酒填进我的肚子里。每当那个时候，孩子很恐惧，他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跑——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孩子那种抽噎着哭喊妈妈的声音都阻止不了我。可当我喝完那一口酒，回到孩子身边，再次看到他的时候，我还能原谅我自己吗?
后来为了让我戒酒，我妈看我看得特别严。那时候，我会有一天能找到酒喝，接下来又得戒上五天。后期我的戒断反应很重了。我躲在被子里发抖，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从胸腔里跳出来，必须得用手按住它。我什么也吃不进去，最多能喝点水。为了让自己好受点，我手上没有钱，就去超市偷酒，我还在街上跟陌生人讨过钱。
没有人看得起酒鬼，我们也看不起我们自己。喝醉的时候，我望着镜子里的人，一脸浮肿，眼神迷离。我会对着她骂，我会打自己耳光。我觉得根本不认识她：那是我吗?我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酒鬼最痛苦的时刻是醉酒醒来的那一刻，因为那个时候你根本没办法面对自己。一方面，你对自己的无法自拔深感绝望，另一方面，喝酒带来的屈辱感和羞愧感迎面扑来。喝完酒后我会失控，做很多自己难以想象的事情。总有人打电话来，他们会说：你昨天喝多了，你知道你干什么了吗?永远不要跟我说我昨天做了什么，我不想知道!接完电话后，我会碎片式地回想起来我做过的那些龌龊的事情，感到自己根本无颜活在这个世界上。
酒精给我带来的心理上的折磨，远比它带给我的身体伤害更为痛苦。绝望、羞耻、屈辱、迷茫，所有这些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就像一座大雪山立在我面前，我觉得我永远也跨不过去。可悲的是，面对这一切，我除了继续喝酒别无选择，因为只有喝醉的那一刻，我才不用想这些。那时候，我失去了灵魂，只剩一副皮囊。酒魔完全占领了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控制了我的一切行为。它醒着的时候命令我去喝酒，它喝饱了，就睡去，我也睡去。当它又想喝酒了，就会把我叫起来，再让我用我的手去喂养它。它被我喂得特别强壮，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被它杀死。
我因为喝酒导致严重的胰腺炎，出现休克。住院的时候，同一个病房里有两名患者相继去世。我在医院熬过了戒断反应，以为自己会重获新生，可没想到，当身体稍微好转，我又开始喝酒了。几天后胰腺炎复发，在等急救车的十几分钟里，我还忍着腹痛，跑到小卖部，灌下了二两白酒。
不久，我第一次走进了精神病医院。最开始，我根本没好意思告诉医生我有酗酒的问题，只说自己抑郁、睡不着觉。医生给我开了抗抑郁的药物。可是，在吃药的同时我依然会喝酒。喝醉的时候，我的心里也在挣扎。有一次醉酒后，我拿了几百块钱，跑到精神病院，把钱放在医生的桌子上，告诉他我很难受，我要住院。这次住院同样以失败告终。
我尝试过自杀。我用啤酒易拉罐的拉环片使劲割手腕，流了一地的血。其实，在A.A.酗酒者互诫会，至少一半的会员身上都有类似的疤痕。我后来才意识到，那时候，我并没有去跳楼，没有选择那些能让我一了百了的做法，是因为我并不是真的想死。我不想那么屈辱地死去。我所有的行为都是歇斯底里的无声呐喊。我想跟我身边的人说：我很难受，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那时候还有谁会来帮我，还有谁能够帮我。
从那以后，我又有好几次出入精神病院。我第一次袒露了自己的酗酒问题，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一起在封闭式的病房里住了21天。可笑的是，我也是一名医生，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精神病人。然而一个女酒鬼，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依然是最被人瞧不起的。出院后，我又莫名其妙地抱起了酒瓶子。有一回，我往死里喝，还吃下了20片安眠药，在昏迷中被家人送到医院。第二天，我尝试逃跑，被抓了回来。很多人把我往封闭病房拖，我抱着一根柱子号啕大哭，以死抵抗。母亲只能把我带回了家。
前夫正式向我提出离婚。为了挽回家庭，我再一次发誓戒酒，努力承担一个母亲和妻子的责任。但就在回单位上班的第一个晚上，我值着夜班，又拿起了酒瓶。
醒悟
为了让我戒酒，我妈请人跳过大神，我也去拜过寺庙。能尝试的办法似乎都试过了。最绝望的时候，父母求我说：爸爸和战友打听过了，北京有一家医院，爸妈带你去北京，咱们就再试最后一回。为了不让爸妈伤心，我答应了，但我心里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自己。就在上火车的时候，我还想方设法带了两三瓶“小二”，后来被我妈发现，扔进了火车的厕所里。
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我遇到了孙伟医生。进诊室以后，我头头是道地跟他讲，我对这个很了解，我是酒精成瘾了，我自己也是个医生，也查过很多资料，医院帮不了我，住院只能解决我身体脱瘾的问题，往后我该怎么办?反正没有用，我是不想住院的。听我说完，他笑了笑，问我：“你试过A.A.没有?”好像眼前亮了一下似的，我问：“什么是A.A.?”他说：“这是一个酗酒者互诫协会，对你会有帮助，我们医院就有，每周一他们都会来我们住院部开会。”于是，为了能见识见识A.A.，我在医院住了下来。
虽然我已经几次进出精神病医院，也已经明确地被诊断为酒精依赖，但其实从来没有人特别清楚地告诉过我，我到底是怎么了。在北医六院，医生带着我们这些戒酒的患者做小组治疗。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你们这是一种病。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是病，不是道德问题吗?不是意志力不坚强吗?小组治疗结束以后，我还追着大夫问：“你说我们这是一种病，是不是在给我们心理安慰，好让我们放松下来，有利于戒酒?”他说：“那可不是，这真的就是一种病。”
从前没有人告诉我，我从医院出去之后该怎么做。我一直抱着一种希望：一旦脱瘾，我就能像正常人一样有节制地喝酒。第二次小组治疗的时候，大夫说：“你们得的这种病很厉害，是一种无药可医、逐步恶化、足以致命的疾病。想要康复，唯一的办法就是终身滴酒不沾。”听到这几句，我的心情复杂得难以言表。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没有酒，我该怎么活着?第二个想法是：我根本做不到。我又感到绝望了。
我住院是奔着见识A.A.去的，但第一次开会，我就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组织。第一，我怀疑在座的这些人是不是酒鬼，他们看上去非常清醒。第二，我怀疑他们都是精神病。他们又是自我介绍，又是念祷词、读书，还手拉手地祈祷。我觉得他们比我的问题还大。但是那时候，医生嘱咐我参加，我妈也督促我，我还是坚持参加了几次会议。直到有一次，一位会员讲了他的故事。他说的时候，我泪流满面。我从来没跟会员们讲过我的经历，但是我觉得他把我这么多年内心里压抑的痛苦和屈辱都说了出来。我记得他有一句话：我只是一个病人，我不是一个坏人。
在六院住院的时候，我曾经哭过一次。我的医生问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戒酒，很多人都说是为了老婆，为了孩子，为了父母。但是我说，我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喝酒，我会是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妈妈，也会是一个好老婆。我是一个好人，但是酒毁了我的一切，我要为我自己找回以前的我。
在A.A.，我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的故事。那些戒酒一年、两年甚至快十年的会员都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我心里暗自发誓：哪怕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用这种方法康复了，我就要成为第二个。我太想不喝酒了，我太喜欢正常人的生活了，我太想抬起头做人了。
为了戒酒，我接受了大家给我的一切建议。老会员建议我连续90天参加90个会，我做到了;他们建议我找一位助帮人，我去找了。助帮人问：你能不能留在北京?后来她对我说，她问的时候心里都在打鼓，因为我还有工作，还有孩子，会有很多借口拒绝她。但我非常痛快地同意了，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康复，我将会失去我所有的一切。
我回老家收拾了行李，在北京的会场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条件非常艰苦。每天我都在阅读A.A.的书籍，梳理自己的感想。每次开会我都坐在第一排，主动要求报告自己清醒的天数，要求第一个在会上发言，在会后做服务工作。回想起来我觉得挺神奇的，那时候我又有钱又自由，有太多的机会能出去要上几个菜喝起来，但是我没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每次快满30天，我就开始盘算还有几天又可以去领一个清醒牌。领清醒牌的时候，助帮人会给我一个拥抱，所有的会员都会鼓掌，真是开心极了。
漫长的战役
但其实，所有这一切对于戒酒而言只是一个开始。最初，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多么漫长的战役。终于熬到一年的时候，正好是除夕夜，我在北京和会员们一起过的除夕。我当时的想法是，新的一年，我要赶紧回家，开始我的新生活。
我离开北京，重新开始上班，处理破碎的婚姻。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感到生活上一塌糊涂，整个人难受得不行，眼看又要忍不住借酒消愁了。我妈看出来我不对劲，让我赶紧去北京。在那种快要崩溃的情况下，我仓皇逃回北京。我连火车票都来不及买，和查票的工作人员大吵了一顿，硬是挤上车补的票。后来和老会员聊起自己的感受，他们说：你现在相当于一个小婴儿，对外面世界的抵抗力是很差的。
嗜酒者戒酒后大都会需要长时间的心理调适。过去在酒精的作用下，我们的自我认知长时间处于一个错误状态，现在我们得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过程比“停喝”艰难得多。一开始戒酒的时候，我特别地自怜。我觉得原来我是病了，没有一个人可怜我，我才会落到那种地步。停酒一年的时候，我特别想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想把我失去的所有东西都拿回来。我要努力赚钱，我要在事业上有个提升，我要给父母买房子。可是我发现，很多事情我做不到。这让我觉得特别难受。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了一场网络会，抢到第一个发言。我哭着说，我觉得我活着没有价值感。为什么我戒了酒，生活中的一切却都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那次分享之后，我好像突然开窍了，我想到，只要我还活着，我母亲就有一个健康的女儿，我儿子就还有妈妈，这也许就是我存在的价值。当我把我的价值期待降到这么低的时候，我释然了很多。
A.A.的书上说，酒鬼是心智不健全的。我好多年都不承认这句话。我觉得除了喝酒的问题，我比好多人都强。后来我不得不承认，我真是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人。我虽然停酒了，但可能那段时间我的心智就停止发育了，有时候我可能还不如一个孩子，我得呵护它慢慢长大。停酒两三年之后，我才慢慢地理解，戒酒让我们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而正常生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完美，它有喜怒哀乐，有不如意、不顺心。我们不可能再像喝酒的时候一样，只接受好事，坏事来了就用酒精对抗它。生活中有那么多酸甜苦辣，我以前不知道，是因为我只会逃避。小的时候，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我会哭闹，长大了，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我就去喝酒。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不会这样去面对生活。
后来我逐渐开始学着保持内心的安宁，享受平凡的生活。A.A.的书里写道：“每当我出现情绪烦扰或犹豫不决时，我们都能稍作停顿求得安宁。”每次我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句话。我会问自己：你重新开始工作，身体也在好转，还有父母和家人，你还想要什么?当我在反复追问自己的时候，我真的能获得安宁。我不再对自己提出过度的要求，无端地施加压力。我学着活在当下，不再去懊悔过去，也不去期待明天，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心。我活得逐渐轻松起来，我的生活和工作都开始有了起色，真的就是这么神奇。
为了戒酒，我在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新的工作。戒酒7年，我依然还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有些问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治疗。我知道，酒魔其实一刻都没有从我的身体里离开，我要做的就是一天又一天地扼住它的喉咙。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要放开那些烦恼、自负和恐惧，单纯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