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校史上最为星光熠熠的阶段——“乐山时期”

全面抗战爆发几个月后，国立武汉大学启动西迁乐山的计划。时任校长王星拱坐镇珞珈山直到最后一刻，待大四学生毕业以及校产保管事宜交代完后，1938年7月，他才带领最后一批教职员离开珞珈山，取道湖南、贵州、重庆，奔赴乐山。

战时迁校算是无奈之举，好在由于精心部署，武汉大学得以保留大部分学术元气。校长的到来，给迁校画上了一个句号，也让武汉大学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20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之所以能迅速在全国声名鹊起，盖因既有“大楼”——珞珈山新校舍集中建成，又有大师——聚集了一批国内甚至世界一流的学者名师。而迁往乐山后，失去了“大楼”的武汉大学，也面临着师资流失的困境。

王星拱一边极力维护教师的切身利益，努力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一边跑遍大后方的大中城市，亲自登门拜访聘请教师。王星拱对教师的尊重，不分长幼和职务高低。每有新聘任教师来校，他总是亲自去教师住处看望，对待来他办公室汇报工作的讲师，临走时他也总是送到门口，先躬身为礼。

最终，在乐山这个三江交汇的山城，武汉大学汇聚了包括朱光潜、赵师梅等百余人的教师团队，乐山时期也成为学校历史上最为星光熠熠的阶段之一。

武汉大学校友、著名作家齐邦媛后来回忆起这一段学生生涯时提到，一堂英诗课上，朱光潜读起《玛格丽特的悲苦》一诗，动情地摘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他合起书，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教室中愕然的学生，许久无人开口说话。

兵荒马乱的战时，武汉大学容得下大师至情的眼泪。

这与王星拱多年的耕耘分不开。早些年，王星拱曾在北大任教，深受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想的影响。1928年改建的武汉大学，在成立之初便确立了教授治校的传统。王星拱执掌武汉大学期间，依靠教授治校的方式办学，主张学术自由，为武汉大学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守住了一片净土，他的办学实践，也成为支撑武汉大学长期发展的“里子”。

王星拱历任省立安徽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中山大学三所学校的校长，纵观这三个时期，除了一以贯之地执着于大师、主张学术自由外，他还尤其重视校舍、图书、仪器等“面子”。

上世纪30年代初，武汉大学的“面子工程”轰动全国。几年之内，学校“平地起高楼”，在荒郊建起了珞珈山新校舍。王星拱便是立排众议、推进新校舍建设的筹备委员会中的一员。一期工程完工后，政府的建校款已用完，王星拱连夜奔走，多方求助社会力量，继而完成了图书馆、体育馆、法学院等大楼的建设，不仅奠定了武汉大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也在高校校舍建筑史甚至是中国建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于学校的“面子”，王星拱的主张是，适当的校舍不是奢侈，而是必需。上世纪20年代，省立安徽大学创建之初，王星拱给安徽省政府的报告中便说：“唯此校基础薄弱，校舍尚无，遑问其他用是?”后来，王星拱在国立中山大学上任的第一天，就到学生宿舍看望学生的居住情况。

现在人们在讨论高校该如何表里如一时，或许几十年前的王星拱，已经给出了答案。(王家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