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中原:新郑故城谒高拱

2019-04-12 14:22:20    来源:河南日报

鉴忠堂宝谟楼遗址

柱国元辅坊(摄于一九六○年)

本版图片由新郑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绘图/王伟宾

明神宗赐高拱诰命(局部)

在忠义之士灿若星辰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人物格外耀眼;在厚重河南精彩出彩的辉煌长卷中,总有一些章节值得发掘。高拱以及他在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所建树的功业,就很有书写的意义和价值。

明代隆庆时期,只有短短的6年,却是一个能臣辈出、风云际会的特殊时期,明史在这里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徐阶、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等人物次第登场,高拱更是政绩卓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史学家、郑州大学首任校长嵇文甫评价:高拱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

高拱是新郑人氏,人称高新郑,后又长眠于此。

清明时节,整理思绪,毕恭毕敬,拜谒名臣。

◎锐意革新

高大的泡桐树上,一簇簇白里含紫,紫中隐白的泡桐花开得热闹非凡,空气中飘来淡淡的甜香。

新郑黄帝故里鼎坛南侧绿化带的东南隅,一座宏大的拱形过厅,伫立在茵茵绿地之中,基座高约1.2米,过厅上部,用青石条铺就,墙身和券顶,用青灰砖以白灰粘砌,它是鉴忠堂宝谟楼遗址。

清康熙四十一年《新郑县志》载:“明穆宗赐高相国拱所建,在城内东街道北。”遗址是新郑旧城保存下来唯一的明代建筑,高拱多次在此迎接圣旨,百姓叫它接旨亭。

400多年前,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腊月二十二日,北京城风雪交加,皇帝下旨,召高拱再起,任内阁大学士兼掌吏部事。

新郑城内,锣鼓声声,鞭炮阵阵,家家户户正在辞旧岁,迎新年。农历正年初二,寒风凛冽,58岁的高拱,一大早就等候在了鉴忠堂宝谟楼前,一个望六之人,已经容不得从容等待,在他的眼里,忠君报国到了只争朝夕的关头。接过圣旨,高拱没有按惯例忸怩一番,而是立即轻装就道,未携带家眷,顶风冒雪,乘驿车仆仆北上。

高拱再入内阁,“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迅速显示出卓越的才能。

隆庆初年,社会矛盾激化,危机四伏,吏治腐败导致明王朝陷入财政亏空、边境废弛、社会动荡的困境。

河南工程院教授岳天雷考证,隆庆朝的阁臣有九人之多,先后任内阁首辅的有徐阶、李春芳、高拱三人;先后入阁出阁的有赵贞吉、高仪等五人;一直任阁员至次辅的只有张居正一人。九人像走马灯一样,进进出出,人事不断变迁,权力不断转移。表面上看,似乎是争权夺位的“混斗”,本质上,却深藏着守旧与革新、保守与改革的根本对立。以高拱、张居正为一方,其政见纲领是变法改革,力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学术上主张儒法兼宗和经世实学,是谓革新派或改革派。两派营垒对立,阵线分明。

高拱撰写的《除八弊疏》在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撰写的《陈六事疏》在后,两人把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于整顿改革、力行实政之上。高拱担任内阁首辅后,在整顿吏治、选储人才、安边强兵等方面颇有建树,大刀阔斧地进行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一系列改革。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牟钟鉴认为:他使帝国多年因袭虚浮、积弊丛生的内政外交有所改观,生出一股清新刚健的新风。

高拱“能得人”“善用人”,起用一批有能力、有操守的人才,如吏部尚书杨博、蓟州总兵戚继光、应天巡抚海瑞等,他们或擅长行政,或擅长军事,或擅长漕运水利,都是“明体通变,事功卓著”的高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明清史专家韦庆远点评: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定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任职的两年半中,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靖边有功

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哲学家和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曾在著作中说过:“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若此四处失守,大明必亡。”这四个地方,是宣府、大同、蓟州和辽东,它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

西北边陲,一直深受蒙古部族的威胁,在蒙古各部中,鞑鞳部的俺答,实力最强。内蒙古大学研究生翟禹统计,嘉靖朝的45年中,俺答入侵达30多次,特别是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以后,几乎年年犯边。

更严重的是,明军屡战屡败,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九月,俺答进犯山西“一月有余,深入千里”,“杀掠男女数以万计”,所过之处“萧然一空,死者相藉”。

高拱复政后,选拔任用大批军事人才,巩固加强边疆的防御力量。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夏,明军扭转了遇战即败的局面,甚至传来了罕有的捷报。

如何保障边境的长治久安?高拱提出,必须实现封贡互市。封贡,就是帝国授予俺答封号,俺答表示归附帝国,以此缔结更长远的和睦关系;互市,就是在一定时间和地点开市贸易,组织物资交流,互通有无。

朝堂之上,议论纷纷,反对互市的官员气势汹汹,高拱力排众议,领衔上疏,力主开市。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边境市场正式开放,各地客商陆续赶到这里,开展贸易活动,一个奇迹就此出现。大明王朝历经200多年的明蒙战争,终于开启和平的帷幕,此后的近百年中,双方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高拱又在东北取得辽左大捷,在西南平定安氏之乱,在南方剿倭除盗。

和平终于实现了,高拱居功至伟。

就在高拱盛名之时,一个阴影,悄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明清史专家韦庆远认为,高拱与张居正二人,意气相投“三十年生死之交”,但是“权力欲往往误导人物,情绪淹没了理性和良知,终于演变为隆万年间原可避免的政治悲剧”。

《明史》记载,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36岁的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10岁的朱翊钧继位,年号万历。张居正与宦官冯保联手,两个月后,将高拱逐出内阁,“回籍闲住”,张居正升任首辅。

现代学者许敏考证,张居正首辅任内,继承和深入了高拱任内的措施,使得万历前十年的朝政焕然一新,张居正改革非万历朝始有,而是历经高拱、张居正层层积累,促进的结果。

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原内阁大学士沈鲤在《张太岳集·序》中写到,高拱和张居正都是才气过人、功勋卓著的“社稷重臣”,那种或把两人对立起来,褒一贬一,或一概骂之的,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故里新郑

沿着新郑市区向东北而行,有一条莲河弯弯曲曲,由北向南。莲河两岸,沙丘地蜿蜒起伏,沙丘之下的两个村庄,都名为高老庄,当地村民为了区别,把河以西的,称为西高老庄,河以东的,称为东高老庄,东高老庄是新郑高氏的祖籍地,西高老庄则为高氏的祖坟地。

莲河西岸、沙丘东南的高氏祖坟,大约占地百亩,临近黄昏,祖坟一片肃穆。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说,高氏大约26世的近万人,安葬于此。

《高氏族谱》记载,高氏的祖先,元代为山西洪洞县人,元末兵变,举家逃难到了新郑,定居莲河的东岸,以务农为生。高氏一门辛勤开垦,到了高拱的曾祖父高旺时,家境殷实,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之家。

高氏从高拱祖父高魁开始,步入仕途,家族渐趋兴盛。高魁曾任工部虞衡司郎中,因大臣官僚纳贿成风,他辞官回乡,最终长眠在了河西高氏祖茔。高魁墓碑上的字迹,至今清晰可见。

从东高老庄步行向南,一个不大的院落门前,注明“高拱诞生地”五个字,屋子里供奉着高拱的画像。高氏后人介绍,这里曾有一座老屋,几年前还留存着一段高1.5米、长近3米的断壁,可惜在重修时被拆毁了。村民们常来祭拜,画像前,香烟袅袅不绝。

高拱的父亲高尚贤,曾任工部主事、光禄寺少卿。公元1513年1月,高拱生于新郑,幼年即有才气,“五岁善对偶,八岁日诵数千言”。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高拱为皇子裕王朱载垕讲学,任首席讲读官。14年后的公元1566年,高拱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

同年,嘉靖皇帝驾崩,30岁的朱载垕继位为帝,年号隆庆。高拱愈加得到重用,但他与首辅徐阶政见不合,第二年五月,便还乡养病。

新郑老城东街的路东,几栋清代建筑风格的房屋,混杂在现代建筑中,青砖灰瓦,有几分不同。杜平安说,此处名为澄心洞,又名八卦洞,一部分老房子被毁,明代是高魁、高尚贤、高拱一家三代的老宅院,高拱两次返回原籍时的住处。

两起两落,仕途曲折,60岁的高拱第二次离开京城时,惆怅悲凉,见落叶而有感:“飘飘落叶随风吹,叶落何时还故枝?盛年光景能几何,俟河之清日月多。”

他闭门谢客,著书立说,撰写《春秋正旨》《问辨录》和《本语》,后世学者视它们为实学著作,台湾学者钟彩钧点评:高拱把政治家的实际经验,融入了经书诠释中。

◎皇帝追封

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法言说,公元1578年,高拱在家中抑郁病故,享年66岁。

出新郑县西北约1公里的阁老村西北,在一片绿油油的麦地中,一个高大的墓冢格外突兀,它便是高拱的长眠之地。墓冢坐北朝南,北倚郑韩故城北城墙,南临古迹梳妆台。

《新郑县文物志》记载,原墓地南北长250米,东西宽150米,从南向北依次有石牌坊、拱形大门楼,门前一对石狮。进二门,中间修有甬道,甬道两旁对称排列有石狮、石羊、石猴、石龟、石马、石人等组成的石刻仪仗。石人高约2米,身着皂服,手持朝笏侍立。后台是祭祀坛,左右有厢房,最后是祭祀大殿。殿后60米,有上圆下方的墓冢,高8米,周长95米。墓冢四周,植5棵柏树,意为“五龙捧寿”。明清时,此处树木郁郁,整齐庄严,古迹梳妆台兀立于前,郑韩故城环绕于后,颇为可观。可惜的是,上世纪50年代,建筑倒塌,柏树被伐,石刻被砸。

墓冢茕茕而立,孤单寂寞,如同高拱“志不尽抒,才不尽酬”的晚年,不免让人多出几分唏嘘。

高拱去世24年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初,礼部在批文中,高度评论高拱促成俺答封贡的靖边功绩:“此皆力为区画,卓有主持……功不可泯。”

当年四月,皇帝赠太师,谥文襄。

在新郑博物馆的收藏室里,工作人员戴着手套,小心翼翼铺展开来一份圣旨,它是明神宗朱翊钧赐授首辅高拱的平反追赠诰命。此诰命横0.545米,宽0.3米,用料考究,彩色绚丽,书法端庄,五彩丝绢的底色细分为淡黄、浅黄、深黄、灰、白五色,其上织有祥云瑞鹤衬托底纹,右端织“奉天诰命”四字篆书,字的两边,有织银色双龙图案,左端印记下落款“万历三十年四月六日”,落款处的“制诰之宝”印章,气韵非凡。

一段言辞恳切的追忆,表达出万历皇帝对高拱的赞美:“锐志匡时……肩大任而不挠,位重多危,功高取忌,谋身近拙,实深许国之忠。”

高拱勇于任事,皇帝心有戚戚,追思无限,再赠他为特进光禄大夫,再次评价“经纶伟业,社稷名臣”,皇帝赞扬高拱在军事方面的功勋,把他与春秋晋国大夫魏降、北宋名臣范仲淹相提并论。

◎家风传承

高氏家族多有金榜题名,世代为官从政,家风家训,代代传承。

高拱的祖父高魁,担任山东金乡县令时,清正廉洁,返回高老庄时,行囊寥寥,唯有金乡枣苗若干。新郑市区东北部属沙岗地带,土地贫瘠,种植农作物收成较低,却适合枣树生长,此后该地枣树成林,硕果累累。高拱老家一带种植的鸡心小枣最有名,曾为贡枣。高拱奏请皇帝,种植枣树的乡民可免粮免捐,以此带动了百姓种植枣树的热情。

高拱为官三十年,廉洁自律,“田宅不增尺寸”,清官海瑞记录他:“是个用血气不能为委曲循人之人”,“是个安贫守清介宰相”。

清乾隆四十一年《新郑县志》记载,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新郑西南隅的城墙被水冲坏,因高拱任内阁大学士兼掌吏部事,按制度应当扩大县城范围,并修砖墙。知县匡铎向河南巡抚呈请修建,令邻境各县助砖助石,改土墙为砖。高拱得知后,写信给匡铎:“连年灾荒,民生困难,不宜修城。”匡铎回复,修城所需之物已在筹备中,高拱再次写信,严令修城面积不得大于原城。

新郑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赵舒琪说,新郑自秦代置县,从明代至今,县城的位置未曾改变,一直位于郑韩故城的西城区中部,如今在南北二街,老城墙仍有迹可循。

2006年,新郑市改造西环路,开挖路基时,发现明代城墙墙基近千米,下以青石长条为基础,上砌带有文字的大砖,砖文记载多为新郑、密县、尉州、钧州、许州等周边各县名和窑匠、砖户所造等字样,年代均为隆庆四年。这一发现,恰巧印证了县志的这一段文字。

暮春时节,新郑的道路两旁,枣树一望无际,枝头满是鹅黄色的新芽,密密匝匝,层层叠叠,高拱救时良相的故事,在当地成风化人,广为流传。

关键词: 新郑 高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