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写生当摆设

钱松喦 今日江南分外娇 124×193cm 1974年 无锡博物院藏

没有“写生”，就创作不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精品佳作，切莫将“写生”当儿戏，当摆设。

“写生”原本是中国画创作中重要的一环，如今也被披上“利益”的外衣，成为各种营利和炒作扬名的借口与工具，使原本庄重、严肃、学术性强的写生活动成了儿戏，一种摆设。

笔者曾参观过一个以反映祖国山河万里行为主题的写生画展，参展者都是近几年来活跃在中国画坛上的著名人物。本以为这个画展能给观者带来震撼，推动和促进中国画的创新与发展，激发其他画家中国画创作的激情;可看后却令人大失所望，所画内容与主办方前言所述的“写生自然”基本相悖，都是些画家本人的“陈词滥调”，或是既有的程式化陋习，没有一点新意，更没有一点创意。这和六七十年前傅抱石率江苏国画院画家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以及石鲁率西安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宛如天壤之别，失去了中国画写生创作展的本来意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中国山水画创作处在“现代人物加唐宋山水”的创作模式时，傅抱石率江苏画家进行了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开眼界、扩胸襟、长见识。他们亲近大自然，走进生活，贴近人民，边看边想边议边画，使画家的精神风貌为之大变，笔墨也随时代而发扬光大，诞生了一大批新山水画，从而形成了“新金陵画派”。与此同时，陕西的画家们在石鲁的率领下，同样走进自然，亲近人民，贴近时代，创作了一批赋予时代特色的新画，成为在西部崛起的“长安画派”。“新金陵画派”也好，“长安画派”也好，都是以中国画写生创作为原则，推动中国画的创新与发展。

笔者还听说过这样一些事，一些画家为了炒作扬名，抱团组合，他们或打着“写生”的幌子，不断地办所谓的“写生”小团伙展;或以“写生”为诱饵，骗取有关部门的艺术基金;还有些颜料商、画材商等也借“写生”赚钱，把“写生”当成了“买卖”。他们为了一己私利，置“写生”于“走过场”，将“写生”当成儿戏，摆设，把“创作”当成一种形式;不重视内在功力，而图外在表象;不重视创作实质，而图花拳绣腿;在活动现场摆摆“写生”架势，做做“写生”样子，套取名利，完全背离了中国画的创作精神。

其实，写生是中国画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改变中国画创作中临摹古人，陈陈相因的陋习，而且还能改变画家脱离生活,闭门造车的弊端。李可染说：“写生，是画家面向生活，积累直接经验，丰富创作感受，汲取创作源泉的重要一环。”在傅抱石率江苏画家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时，当钱松喦登上华山后感慨地说：“今天在东峰见到了真正的荷叶皴，对照东峰，过去画本上的荷叶皴已走样儿。西峰的石纹近方解形，上面有无数的水漏痕，线条长，气势峭拔。整座华山岩石不一致，山麓与山上不一样，东峰、西峰、中峰、南峰石纹及石理也不同，不到华山是很难想象的。”石鲁为创作《古长城外》，曾多次深入到藏区和兰新铁路体验生活，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一个偶然机会，他看到火车窗外藏民忙碌的身影，让他灵感迸发。李可染创作《山顶梯田》时，在整体观察梯田的基础上，摘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加以升华，形成具有感染力的佳作;而蒋兆和的《流民图》就是深入生活的真实写照。没有“写生”，就创作不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精品佳作，所以切莫将“写生”当儿戏，当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