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甓新辉——聚焦砖铭书法之美

原标题：古甓新辉

东晋 宁康三年松柏常青祥云古砖砚

“甓”(pì)是什么?

“甓”就是砖的意思，不过不是普通的砖头，是刻有字画的古砖，南方地区的古砖外形多为长条形。当前的收藏市场上，能够接触到的古砖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发现的汉代古砖大都用在墓室，刻有画像及铭文，铭文多为纪年和吉语。用不着猜测，纪年砖已经告诉了你它的年纪，这就是其魅力所在。而画像砖利用画像中的图腾，达到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也是古砖收藏者最着迷的地方。

在考古中这些古砖由于较为常见，并没有被重视，但砖块上的各种字体却是一部古代书法的“演进史”，同时字画也真实还原了古代民间的一些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是宝贵的实物资料。它蕴含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早在唐、宋时期文人墨客就有用古砖做砚的嗜好。到了明清时期，古砖磨砚已经是非常流行的做法。同期，砖拓也相继产生。

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爱好者发现了古砖的魅力，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乐意将自己的珍藏与大家分享，让“甓”这个字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变得不再那么陌生。

砖铭之“金石气”

赞誉一件好的书画、篆刻作品，往往会有“富含金石气”这样的说法。

金石气是一种难以说道的韵味，有“稚拙天趣”、“雄强厚重”、“刚健质朴”、“高古苍茫”等“形而上”的象征性概念论述，比喻都很妥帖。也有从“形而下”的材质上来叙说的，如古代刻石铭文，三代、两汉青铜器铭文和古钱币，陶文和秦砖汉瓦等，就沾了地气比较实在。除了与生俱来的时代气息，这些载有古人文字、画像刻铭的材质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曾历经风霜雨雪时间的打磨，最后由内而外形成一种漫漶斑驳具有沧桑感的气息，这大概就可以将其称之谓“金石气”了。被漫长的光阴拉开而与“新”形成对比的时间距离感，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砖铭书法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契合衍生“金石气”的条件，且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美感，故而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若深悟其中三昧，砖铭的“金石气”将成其刻骨铭心的无悔追求。晚清和近年浙江湖州出过一种“既寿考宜孙子”的东汉铭文砖，我仅得残存“既寿考”三字砖铭的拓片，字体正由篆字的圆转逐渐趋向隶书的方正平直，线条润朗，气息高古醇厚。三联出版社2017年五月刊发梅松先生的《道在瓦甓》新书，是研究吴昌硕先生艺术创作渊薮的力作，辑入吴昌硕先生32岁时刻就的“既寿”朱文印两方，即取法该砖铭，只是将竖排“既寿”两字改作横列。查阅《千甓亭古砖图释》，卷十九收入五品同有“既寿考宜孙子”内容的砖铭，而先生刻“既寿”一印时，正入馆湖州“千甓亭”，为陆心源先生作司帐和整理文物工作，想来此砖铭的韵味深入吴昌硕先生心底，盘桓久了，衍生为早年的一件艺术珍品。“千甓亭”里的耳濡目染，自此影响了吴昌硕先生的金石人生，有当年刻就的“道在瓦甓”印章为证。晚年的入室弟子潘天寿先生也深受其影响，在篆刻创作中融入砖铭元素的印作有“阿寿”、“寿”、“大颐寿者”、“一指禅”等。浙江宁海的来楚生先生擅长肖像印，也在砖铭文字乃至汉画像和北朝造像艺术中汲取营养。所作“人物”肖像印，图像质朴有趣，即来源于三国吴太平三年铭文砖所附的图像。此砖《千甓亭古砖图释》卷二刊载，陆心源先生注释此砖道：“吴太平砖，长五寸五分，厚一寸三分。文曰‘太平三年岁在’下断，上端人形。出乌程。”注释提到的“乌程”即今之湖州。取法汉砖铭和汉画像之美并饶有所成的还有金石篆刻、书法家宋季丁先生，府上遗留不多的印章中存有一方朱雀造像，就引用河南汉代画像砖。造型生动强健，有抽象稚拙之趣。线条凌厉老辣，用刀看似粗放率意，却深深凝聚着汉人古雅苍茫的金石气韵。北京金石家王琳先生评说宋季丁先生对汉魏艺术的理解之深，是民国以后的第一人，绝非过誉。这四个金石大师都是浙江人，宋先生曾说小时候常有机会去潘天寿先生的画室看其创作，可算作私淑，真是一段有趣的金石传承佳话。其中传承师法与创作借鉴的关系，足为今天别开生面。

先贤论及书画篆刻有“疏可跑马，密不插针”比喻，疏密开合，虚实相生，传统艺术的本质“气韵”乃出，也是传统艺术注重形式感的结构黄金律。江西抚州的汉砖和砖拓“大吉富贵宜子孙”，浑厚的直线作极讲究的“计白当黑”密集布排，靠“大”字撇捺的空间和“宜”字“且”旁留白，以及“子”字开张的大三角形成虚空，达到疏密统一的协调感，深得汉人绵密雄强而生动有序之气韵。同出江西抚州的“秩之二千石”，线条有立雕般刀削斧斫的骨感，丰隆如同玉立珠盘一样紧密浑朴，可媲美名汉代帖“郙阁颂”、“衡方碑”。“禾”字旁中竖和“失”字撇捺收笔既在情理中，又如临渊勒马，陡然而止般险峻干脆，加以“千”字上部的空白点，是砖铭章法布局中的活“眼”，形成的虚实对比鲜明生动。磅礴大气的格局和精巧细腻的笔锋，生出不尽意韵。砖铭的“秩”指俸禄，“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万石”是汉代官员最高的俸禄，“二千石”相当于郡守一级的官员，铭文“秩之二千石”是期盼高官厚禄的祷颂词。这砖线条耸立似高浮雕，做出的拓片难以表达砖铭本身的万一。我对拥有这砖的藏友说，如果不能反映原作的金石气，不做拓片也罢。

西晋“元康三年□日溧阳钱作”砖拓

“永和九年”及两晋砖铭

两晋、南北朝书法虽诸体皆备，有些字体仍处于趋变的不确定期，这时的砖铭风情万种，丰富奇幻如夏夜空中划过的流星雨，灿烂绚丽而渐至陨落。

西晋时太康、元康年号铭文砖数量大制作精。“太康三年岁在壬寅八月甲戌朔一日造功周承敞林租冢”砖拓，砖出于浙江余姚丰山(两爱堂说出自上虞小越镇)，对于“租冢”的话题，我所知的观点有两种。余姚学者商略先生认为租冢“可能来自当时的特殊政治原因：即，因长江以北之中原屡受‘五胡乱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等变故，大量世族及平民迁徙江左。早期迁居者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和家族墓区，或是没有在江左长久居住的计划，只能向本地土著世族租赁墓地，待正式定居后，再迁回先人棺枢。因为政局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大部分租赁的墓主，不可能再被迁回原籍，也没有被子孙回葬新置的家族墓区。于是，大量‘租冢’出现了。”北京金石学家王琳先生则持“关于租冢，浙江有大吉买山地摩崖”刻石以及“本砖文字为篆书，应是官方文字。证明此租冢时期由官方审定。”的观点。太康三年即公元282年，公元280年晋武帝灭吴一统江山并锐意革新，励精图治，之后十年西晋经济发展，社会相对繁容稳定，成为史称“太康盛世”的历史上升期。至于篆书砖铭则屡见不鲜，此“太康三年”篆书的书写并不规范，制作虽称精工书法却不是最美的。我觉得王琳先生把“租冢”与“买山”联想倒是一条好思路。浙江传世的“大吉买山”摩崖刻石、东汉“建宁元年山阴五风里番延寿墓莂”、三国吴“神凤元年壬申三月六日孙鼎作莂”等文物，说明该地有敬畏土地公和山神的风俗，选择墓地要郑重其事，小户人家限于经济能力，治冢规格和规模相对简陋，达不到作“买卖”的程度，谦称“租冢”。“买山”镌刻在摩崖，墓莂、砖铭制作了随葬交付地下，阴阳两界的交易即告完成。

“元康三年□日溧阳钱作”铭文砖出在江苏溧阳的老城区，砖为楔形，小端锲刻纹饰似为“三光”。“三光”者，班固《白虎通·封公侯》曰：“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庄子“说剑”篇谓：“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法民意以安四乡。”大端砖铭反书十字，没有常见晋隶那种蚕头燕尾过分程序化的俗态，苍劲古拙，有一种骨力强健的纵逸之势。稍晚的“太安二年岁在癸亥八月一日句章夏造”砖出浙江，西晋惠帝司马衷时物。“句章”古城名，是宁波地区历史上最早的城市，传为越王勾践所筑，秦汉、两晋为会稽郡属县，东晋隆安四年后遭毁弃。书法清朗典雅，沉静蕴蓄若有仙风道骨，雕模制作亦精致逾常，线条凝练紧结毫不松懈，绝非一般俗手所能，乃砖铭中上乘佳作。这两品西晋砖铭，可窥江浙一带当时书法气格的高迈和制砖工艺精美之一斑。

东晋却有“江左风流王谢家”。因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中原满目疮痍，世族举家南迁，“衣冠渡江”王谢豪门世族带来的影响及魏晋后逐渐形成的独特审美观念，给人全新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境界。东晋余姚丈亭镇渔溪村出的“咸和元年岁在丙戌八月廿日李氏”砖，楷法精熟，体势纵逸灵动，气息清朗雅正，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晋人品藻嵇康说“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借评此砖亦无不可，而固化的唐代楷书，于此真可行个注目礼并在内心发出由衷感叹。东晋“永和九年”砖为藏家的热捧，因公元353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挥毫写下的名篇“兰亭序”，成帝王、书家的万千宠爱和心摹手追物，遂演化成藏家爱屋及乌的一个书法情结。这十品砖铭拓片，正反书都有，或恣肆奔放，或秀气内敛，隶意楷法乃至行书体势皆具，都出自浙江北部区域。不难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对“兰亭序”真伪的论辩时曾引用过同时期的砖志等出土资料，虽血脉相通，但金石本体和笔墨纸张的区别，犹如龙子九样各有神通。材质的不同和用途的分明也注定其表现上的各自为政，存在的只是一种大而笼统的共同规律。从设计、制模、脱坯、烧造多道工序，砖铭体现的多为理性和共性。作为金石欣赏和创作借鉴，砖铭不可或缺，从书写的角度来论证彰显个性的兰亭序墨迹的真伪，却并不贴切。在此罗列的十帧“永和九年”砖拓尚且面目各异，但与兰亭论辩中列举的砖志同一时代，性质相似气息相通，对比传世的兰亭墨本，差异就更加一目了然。

若以艺术鉴赏为目的，隋唐以后的砖铭便会少人关注。得自湖南长沙的南齐永明三年“桓幽州八世孙之墓/齐永明三年”砖铭，时在公元485年。简捷明快的楷书体列至此渐至成熟，用笔刚健，若刀砍斧凿，神似北魏“龙门二十品”。而晚它两年的“魏太和十一年”北魏反书砖铭，出自山东青州地区，隶意尚存，却有一丝南方砖铭平正淡雅意趣。浙江南梁砖铭“大同十一年作”借了鲁迅用过的同名砖砚大名和相关故事，成藏砖人的尤物。虽天趣尚存，但气息弱，线条偏向绵软。公元581年隋朝立，隋文帝的第二个年号是“仁寿”，公元604年的“仁寿四年作”砖铭正是“仁寿宫变”，隋炀帝上位之年。秦汉时的朴拙厚重，刚健使气之风渐行渐远，魏晋的天趣不在，已现疲软颓势的书体，预告着“唐法”的必然。